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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時候蔣中證不過是認為那頭猛虎危言聳聽而已，但他真的收到了來自福州的電報之後完全傻掉了！
日本人直接進攻福建？！一時間蔣中證竟然有著手足無措的感覺，從心底裡來說蔣中證是不希望和日本人現在就交手的。甚至可以這麼說，蔣中證不願意和日本人交手。
在日本服役的期間，蔣中證從心底裡恐懼於日本。日本的工業能力、日本軍隊中的決死精神……等等這些深深的影響了蔣中證。
如果說“攘外必先安內”是蔣中證的說辭的話，那麼赤色敗退之時，河南省主席劉峙宣布“夫攘外必先安內，乃政府原定之計劃，今赤匪已經消滅，國內已屆安定，即政府原定之計劃，已成功一半矣！”
但在這之後，蔣中證雖然認為“以倭寇之橫逆，決不能避免戰爭，而倭寇未料及啟釁以後，決無議和之時，非我亡即彼亡也。”
但他希望能推遲這種對決，“須勿忘卻犧牲的準備，不可放棄忍痛一時的目的”。而在同一周的“本周反省錄”中既表達了他準備犧牲的決心，又“持其誌毋暴其氣，對倭雖準備犧牲，但仍不忘和平與待時之方針，而此心終覺倭寇必被餘製服不敢為餘之敵也。”
這裡，其實可以看出蔣中證心中的矛盾。說他不是民族主義者，但他確實對於日本人恨之入骨。但若是要說他決心做些什麼可他確實一直在猶豫退讓。
究其原因，是他極度的缺乏自信心。或者說那個時代多數國人所缺乏的一種自信，這種自信心的缺乏導致的是他猶豫不決。最終卻任由日軍橫衝直撞。
他有心抗戰，但卻又擔心在打不過。這種猶豫表現的最為突出的，便是第二次淞滬會戰。張治中後來回憶說：“至於上海未能一次總占領，統帥部失機在先，三次叫我停止攻擊。”
先是貽誤了戰機，後李宗仁認為“淞滬不設防三角地帶不宜死守。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我軍在滬作戰應適可而止”時。蔣中證又堅持死守。
而且在戰鬥極為困難，“我軍已成強弩之末，亟應後撤”時，仍然“嚴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軍法從事”，從而喪失了戰略撤退的最佳時機。最終，中**隊全線倉皇後撤，造成了不必要的犧牲。
公正的看，蔣中證的確有抗日之心。但卻過多的寄望於外交途徑，寄望於彆國的乾預。他對於自己贏得勝利。並沒有絲毫的自信心。
而他所缺乏的，卻是楊子任所擁有的。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楊子任也沒有失去他的自信心。這種自信、樂觀、堅持不懈或許是楊子任最終能夠一舉在朝鮮打出那個時代國人自信心的原因之一。
後世一堆的人叫嚷著人海戰術，但事實上朝鮮戰場上幾乎很少看見一個整個團在直接進攻。按照美軍的記載當時的誌願軍戰術便是“小股部隊的滲透、穿插、分割包圍，最終圍殲”。
在敵陣地的多個點發動攻擊，直接打破陣地進行分割包圍。連、營級進行穿插滲透，直接打到敵軍後方，分割包圍後實施圍殲。
這才是當時戰爭中誌願軍的真正戰術。叫嚷著什麼人海戰術的其實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戰爭。當然，不乏一些揣著明白裝糊塗的人。
1936年5月，蔣中證收到了來自於福州的電報。電報上稱大股日軍由漳港登陸並襲擊我城鎮。其時赤色遺留之小股力量及保安隊聯合抵抗。
然，情勢危急！還請委員長早做判斷，今福建之軍力，多隨委員長剿匪。剩餘之部隊，多為保安隊而已，若日軍攻來則後果不堪設想！
拿著電報沉思了一會兒，蔣中證致電南京。要求南京方麵立即和日本進行溝通，國府強烈抗議日軍進攻福建的行為。
並要求給出一個解釋，同時聯係國聯對日本進行懲罰。
隨後，蔣中證致電福州：戰事不可輕啟。然若日寇橫行則予以迎頭痛擊！國府將儘力給予協助，留守之部隊可以全部集中！對日打擊！
此時，蔣中證的心腹愛將張群已經回到了南京擔任外交部總長。他親自帶隊向當時的日本駐南京大使川越茂。
見到了張群的川越茂顯然有些不知所措，他根本就不知道軍部的這些動作。在上次事變之後，整個日本可以說已經被統製派完全的掌控！
他們要做什麼，隻有軍部知道。而這些文職人員基本被排斥在外。甚至不時會被作為犧牲對象！
不過，川越茂並沒有為難多久。東京方麵便發來了電報讓他和南京方麵說：因為赤色在台灣地區煽動暴亂，因此大日本皇軍決定要前往福建進行剿赤！
拿著這份電報，川越茂哭笑不得！這種爛極了的借口也隻有軍部那些參謀們才能想的出來，是個人都看出這哪裡是什麼簡單的剿匪啊？！
幾千的日軍直接進行登陸作戰，這已經是明明白白的戰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