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鐺…鐺…鐺……”
天啟二十九年五月初五，伴隨著悠揚的晨鐘聲在各個城池響起，曆經兩個月的發酵，內閣最終在朱慈燃的授意下昭告天下。
由閣臣金鉉操刀執筆的《治貪疏》被張貼各地，同時刊登於《大明報》。
其中內容揭露了都察院和地方衙門有關製度的不完善。
奏疏中，金鉉認為在大明的朝堂、京城、布政司、地方的府州縣衙中滋長著貪汙成性，**成風，視百姓為家奴牲畜，利用官場權力謀私牟利的現象。
這群人這不僅給大明的經濟建設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也嚴重地敗壞了皇帝和朝廷的形象。
因此，金鉉以閣臣身份上《治貪疏》，內閣於五月初一通過。
內閣要求在京內外各衙門立即接受都察院、錦衣衛的雙重調查。
同時，《大明報》中皇帝朱由校也朱批鼓勵百姓揭發貪官汙吏，地方胡亂收費的現象。
所有檢舉信件可以在購物時，偷偷放在皇店的各個角落。
至於檢舉的百姓可以不用實名製，而是以村、鎮、縣的方式留名。
被檢舉的貪官汙吏一旦落馬，抄家所得將全數獎勵留名的村、鎮、縣百姓。
或許這麼一來，檢舉人無法獲得更多利益，但總歸保證了檢舉人的安全。
興許是自天啟二十四年開始被壓抑、盤剝的太久，也或許是有的人為了金銀鋌而走險，總之在皇帝和朝廷的鼓勵下，地方上很快就做出了回應。
五月初六到五月十五，短短十天的時間，皇店共收集六萬五千四百多份檢舉信。
從一開始每天的幾百封，到後來的幾千封，地方百姓察覺到了縣衙確實找不到自己後，也就膽子大了起來。
因此，當時間進入六月後，民間的檢查和揭發開始進入的**。
在《治貪疏》中，金鉉將貪官設為五種水平，同時明確了處罰
第一種、個人行為下貪汙不超過十兩銀子的，判以河西省植樹三年。
第二種、個人行為下貪汙超過十兩銀子，但不超過一百兩銀子的，判決全家遷移河中植樹造林，十年不得離開當地。
第三種、個人行為下貪汙一百兩以上，一千兩以內的官員，三族發配東山府。
第四種，個人行為下貪汙一千兩以上者，個人被判斬首，三族發配東山府。
第五種，集體貪汙案，總數超過一萬兩的組織者、主謀者，被判主謀五馬分屍，夷三族。
最後，對在查案過程中配合都察院、錦衣衛，敢於揭發其它貪官汙吏的官員，金鉉也酌情削減其一層罪罰。
不得不說，《治貪疏》中的刑罰判定確實嚴厲，而在地方百姓檢舉，官員相互揭發的過程中，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現一些過激情況，如逼供、誘供、假供的情況，從而傷害了一些無辜者。
朱慈燃發現苗頭後，采取措施進行了糾正，而這場被譽為天啟第五大案的“治貪案”於天啟三十年五月結束。
據都察院和吏部統計，全國參加“治貪”運動的百姓、官員不少於三百萬人，而查出貪汙十兩以上的官員十六萬餘人，約大明文武官員體係人數的89%。
其中近92％僅僅是“第一水平”，刑部依法判決這十四萬人前往河西勞改三年。
剩下的8％中，有85％處於“第二水平”，刑部也判決他們及其家人，約八萬餘人遷移河中種樹十年。
達到“第三水平”的官員數量達到五千餘人，他們與牽扯進入的三族人數達到了七萬餘人。
對他們的判決，朱慈燃嚴格按照《治貪疏》進行，三族流放東山府。
至於“第四水平”牽扯的貪官僅僅八百餘人，儘數被判斬首，三族發配東山府。
最後“第五水平”的貪官僅七十二人，他們被判五馬分屍，三族八千餘人與他們共赴黃泉。
被處刑中官職較高的幾人，浙江布政使趙玉森，戶部主事張琦，吏部員外郎王孫蕙。
除此之外，犯事的勳貴數量也不少。
魏國公徐文爵、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陽武侯薛濂、安遠侯柳祚昌、撫寧侯朱國弼、臨淮侯李弘濟、靈璧侯湯國祚等十七名勳貴皆被削去爵位，沒收家產，流放泰西為民。
經過戶部和戶部統計，此案被處罰人數達到了四十五萬人，而查抄所獲的金銀紙幣、古董字畫、田畝宅院價值達到了五千六百餘萬兩，等同大明全年53％的財政收入。
朱慈燃將古董字畫收入內帑，田畝分給當地百姓，宅院掛到皇店變賣，黃金白銀存入金融司。
同時，他發放一千五百萬兩紙幣，以村、鎮、縣的集體方式發給參與檢舉的百姓。
雖然不知道這筆銀子有多少能落實下去，但大案在前，朱慈燃不相信官員們敢全部貪汙。
至此，天啟第五大案的“治貪案”結束。
不過，令許多官員瞠目結舌的是，作為被檢舉最多的人，內閣首輔洪承疇居然什麼事都沒有，依舊在事後穩坐首輔的寶座。
反倒是閣臣李長庚在這期間卒於任上，被皇帝恩賜不少東西給家人，自己也獲得了個“文莊”的諡號。
李長庚去世後，作為戶部尚書的沈廷揚進入內閣，而接替他的是戶部侍郎孫可望。
同年九月，閣臣溫體仁也告老還鄉，工部尚書孫元化入閣，四川布政司李邦華接任。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儘管大明朝這兩年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治貪案”上，但並沒有鬆懈對莫臥兒的打擊。
長久的打擊讓莫臥兒和大明接壤的地方成為一片白地，曾經五千萬人口的莫臥兒隻能不斷地打擊內部土邦來整合力量。
同時，由於產出不足，莫臥兒的農民起義也時有發生，不過往往都被蒙古騎兵迅速鎮壓。
到天啟三十年時，閣臣沈廷揚估計在過去十年的時間裡，莫臥兒下降了最少一千萬人口。
不僅僅是莫臥兒，就連印度廝當諸藩的土民人口也從三千四百多萬，下降到了兩千七百餘萬。
與之相比，印度廝當諸藩的國民數量增加至四百七十萬。
這僅僅是印度廝當的情況，相比較下，利未亞的情況好上許多。
經南昆侖監察使司陳子壯上奏，利未亞諸藩國民數量達到二百三十萬。
由於耕地不足，因此並未吸納土民，所以在有城鎮的地方，漢人的數量可以達到90％，剩下的不是印度和瀛洲的移民，就是大明國內遷移而來的少民。
另外，天啟三十年齊國對唐吉淮三藩出口糧食達到了四百萬石，承擔了三國20％的糧食缺口。
至於齊國，由於沒有監察使司負責監督，因此內閣隻能從齊國每年的上疏中了解齊國的情況。
天啟三十年，齊國國民總數約八百六十萬，約占百姓總數的34％，齊國百姓總數為兩千五百三十萬人。
同時，齊國耕地數量在天啟三十年突破一億畝，達到了一億餘七百八十萬畝。
大約七年的時間，齊國耕地數量增長了三倍，年人均口糧達到了七百二十斤，肉蛋奶達到了年人均六十二斤。
大明效仿齊國的統計情況，將北直隸地區作為統計對象，最後得出大明年人均口糧八百一十九斤，肉蛋奶年人均二十一斤。
主糧上，大明相比齊國依舊占據優勢，但在齊王朱由檢寫給皇帝朱由校的家書中，朱由檢明確說過
“主糧四百斤是保障一個人活著的最低限度，低於這個就會餓死人。”
“但官員們也不能因為達到了這個限度而沾沾自喜。”
“如果想讓百姓安居樂業，年人均糧食不能低於六百斤，齊國和大明是目前世界各國唯一超過這個標準的國家，但我們不能懈怠，因為百姓的要求會隨著時間而不斷變高。”
“此外，國朝百姓的年人均肉蛋奶量太低，國朝沒有齊國這樣半原始的野外環境，因此必須早做打算。”
“國朝五年計劃，眼下已經進行到了第二個，但是距離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年人均肉蛋奶二十五斤目標還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