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晉帝早在叛亂之前，就已經下令讓桓盛擔任東南總督，提前管轄，防範東南方向可能會出現的叛亂。
但是，在桓盛還沒有抵達南方之前。
白袖軍的起義就已經爆發了。
這場起事，完全打了永晉帝一個措手不及。
像這種起事，最好，也是最徹底的辦法，就是在有苗頭之前，就把他們給摁死，否則就會後患無窮。
所以，永晉帝還有一次彌補的機會，那就是在白袖軍沒有成型，沒有成勢之前，就派遣重兵將白袖軍的起義給碾了。
這就是為什麼，永晉帝這一次的出兵能夠那麼果決的緣故。
至於匈奴人？
經曆了長安之圍以後，匈奴王庭的實力，在永晉帝判斷下來，應當是大有衰退，短時間應該沒有辦法組織起什麼強大的力量入境。
而白袖軍的起事，要是能在三個月內就平定的話，就完全不需要考慮匈奴人這邊的動靜。
楚世昭對於這次調遣，不能說是欣喜若狂，但在他的判斷中，好處可太多了。
第一，無論是楚世昭麾下核心的班底將卡藍殊和韓顧，他們這會兒都在南方。
一個人永遠成不了事。
這是楚世昭心裡最清楚的。
劉邦有漢初三傑，李世民有淩霄閣二十四功臣，朱元璋同樣有著無數悍將。
誠然楚世昭一個人可以獨擋一麵，可是他不可能做到北方南方全部兼顧，到處跑來跑去征戰。
比如說南越這塊地方，楚世昭就需要一員大將鎮守，高句麗同樣需要一員大將駐防。
而且在這些班底中，楚世昭能清晰地分辨出來，哪些人是完全值得信賴的。
像皇甫堅這種。
楚世昭已經是表露出善意和極大的爭取，皇甫堅同樣忠於朝堂，但是這個人最大的問題，也就是太忠於朝堂了。
他的立場是，朝堂說什麼，他乾什麼，不會因為當權者是誰，不會因為主公是誰而背叛了信仰。
這一點，非常相似於皇甫嵩。
明明有著很大的機會拯救漢室，也明明具備成為一方梟雄的資格，他有著比曹操更優越的條件，甚至能當上權臣。
但是皇甫嵩不當。
朝廷說什麼，他做什麼，朝廷要下掉他的兵權，他就雙手奉上。
作為東漢末年最富盛名的名將，他隻聽皇帝的話，哪怕這個皇帝是傀儡。
楚世昭想要用皇甫堅，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成為下一任大周天子。
像這樣的將卡，楚世昭還有什麼爭取的必要嗎？
皇甫堅能用，但是不能當楚世昭的嫡係，也不能當楚世昭的骨乾，就那麼簡單。
這一點，又特彆相似於李世民和李靖的關係。
李靖可以幫李世民辦事，可以為大唐朝堂辦事，可以為公辦事，但是政變這種，他不參與。
所以李靖功績極大，卻仍然不能在淩霄閣二十四功臣裡麵取得很高的排名，因為李靖沒有在最關鍵的時刻站李世民的立場。
嫡係和非嫡係的差距就那麼大。
在楚世昭這邊，有太多太多這種將卡了。
像段琦那種極其看重宗族利益，優先考慮地方豪強，本土地位的將領，楚世昭也不方便招攬。
這種隻要滿足對方胃口，就能給你辦事，如果滿足不了，他就可能要背刺。
由此可見，藍殊和韓顧在楚世昭這邊的優先級有多高了。
這兩個人的出身，就注定了他們沒有人賞識的情況下，正常升遷路線是很困難的，楚世昭給他們一塊敲門磚，他們往裡麵進，就必然會成為楚世昭的嫡係，而且他們不幫楚世昭，就等於說不幫自己，這種堅實的關係，事關自身利益，那可太牢靠了。
去南方，楚世昭要是拿到藍殊和韓顧這兩個人，很多事情做起來，楚世昭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講道理，李瑾的實力和大局是要比這兩個人更紮實的，可是李瑾有個最大的問題，他嚴格來說屬於軍閥勢力，有自己的基本盤。
聯姻關係是李瑾為楚世昭效力的根本。
雙方的地位是很相近的，不像楚世昭和藍殊、和韓顧之間的地位差距過大。
第二點，這一次南方起事，同樣是楚世昭收買人心，重塑大周王朝公信力的時機。
很多時候，功績都是打出來的，聲望也是靠一件件事情立起來的。
李建成也不差的，隻是比起李世民的光芒，他就黯淡太多了。
楚世昭想要當大周王朝的天子，還是新開朝堂，再建一個朝代，他都需要足夠的聲望。
解開長安之圍的聲望，隻是起步。
他還需要更多更多的功績來打造自己的地位。
平定南方的起事，完全可以為這一個環節做鋪墊，故此，楚世昭平定南方，對他的好處太多了。
甚至於，在這個期間，楚世昭還能通過帶兵的方式，將這支軍隊的軍心籠絡起來。
就在楚世昭準備去軍營整頓兵馬的時候。
王槐前來拜訪武德殿內的楚世昭。
他身著簡裝，入武德殿的時候有些遲疑，但還是很快做好了神情的變化。
“臣王槐拜見晉王殿下。”王槐進入殿內，恭恭敬敬地跪拜了起來。
這些時日，王槐對楚世昭的態度大為轉變，很多時候，人需要經曆一些事情，才能改變自己的認知和判斷。
長安之圍對於王槐的衝擊力實在是太強了，即便王槐和楚世昭有過一些風波和過節，但是雙方本質上的利益是沒有衝突的。
就看誰能給誰帶來更大的收益。
雄性思維和雌性思維最大的區彆就是——男人和男人之間無論怎麼樣都是有和解的空間。
隻要雙方有足夠的利益可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