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潮頓了一頓，繼續道：“既然石原知事身體有恙，那就由我代表他，向文學、向東京市民，乃至向全日本國民——道歉！”
“納尼？”上百位記者異口同聲，滿眼不解地看著張潮。
知道你張潮會整活兒，但也不是這麼整的——且不說你一個中國作家，憑什麼替一個日本人道歉；就說石原可是被你活活氣中風的，你又有什麼資格說這種話。
現場不乏有來自右翼媒體，屬於支持石原那一派的記者，立刻就質問道：“石原知事被你刺激到中風住院，你一點愧疚之心都沒有，竟然還口出狂言，實在……”
張潮麵不改色心不跳，打斷對方發言道：“石原知事被我刺激到中風，你有證據嗎？”
記者大怒道：“你形容他是「政治牛郎」，難道不是這種侮辱讓石原知事氣急攻心才中風的嗎？”
張潮奇怪地道：“石原知事是在我演講完了以後才進入場地的，我的發言他可能隻聽到了最後一句，你怎麼知道是因為「政治牛郎」這個比喻讓他中風的？
我覺得他中風另有原因！”
那位記者不依不饒，追問道：“狡辯！徹頭徹尾的狡辯！”
張潮平靜地道：“石原知事一生的文學創作都充滿了性和暴力，他又是那麼熱衷於用帶有性象征的詞彙來形容他人，這你不會不知道吧？”
記者一時語塞。石原口無遮攔是全日本都知道的事實，“情婦”“閹掉的狗”隻不過是他近來出名的言論，50年的文壇、政壇生涯裡，他的粗俗發言集合起來可以出本書。
張潮輕笑道：“我為什麼說自己能代表石原知事？你們不覺得「政治牛郎」這個比喻特彆有他的風采嗎。某種意義上，雖然立場完全不同，但我才是石原知事的知己啊——
這也許那句老話所說——「敵人才是最了解你的人」。”
所有人都無語，不過細品一下，形容對手是「牛郎」或者「男公關」，還真是石原能乾的出來的事。
記者並不甘心，繼續問道：“我看過你在中國、在美國、在香港的所有采訪記錄，幾乎從來不用這種詞彙。
所以你是故意的！”
張潮輕輕“啊”了一聲，疑惑道：“真的嗎？我自己都沒有注意過。”
記者很肯定地點點頭道：“確實是這樣。”
張潮恍然大悟地一拍額頭，道：“中國有句老話叫「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大概的意思就是同樣都是橘子，長在不同的地方，味道也變得截然不同，一個又香又甜，一個又苦又澀。
來到石原知事執政的城市，我的風格也變得‘石原’起來。原來如此啊……”
記者：“……”
張潮道：“所以石原知事怎麼會被一個小小的比喻修辭打倒？他病倒另有原因。他知道了那天我的演講內容以後，心存愧疚。”
記者們愣住了：“愧疚？石原這個人會有愧疚？”
張潮沒有理會眾人的疑惑，而是繼續道：“是的，愧疚。還記得我演講的主題嗎？「世界文學正在失去東京」。
身為文學家和東京都知事的石原先生，應該對此深有感觸吧！否則他又怎麼會臨時決定上台？想必他也對我的講話感同身受。”
所以他是懷著對文學、對東京市民、對日本國民的愧疚，想要上台道歉。
隻是沒想到，因為歉疚之意太過於濃烈，導致心腦血管難以承擔，所以在道歉的話語出口前就破裂了。這才是石原知事病倒最合理的解釋啊！
他不是為了個人的恩怨而倒下，而是為了他的政治事業、為了他的城市、為了他的國家而倒下的！
石原知事的身體雖然倒下了，但是他勇於承認錯誤、敢於承擔責任的精神，站起來了！”
記者們：“……”好好好，好話賴話你全說了。
張潮這番話說得明明全是歪理，但偏偏又都在站在“誇”石原慎太郎的角度上，即使知道他是在陰陽怪氣，但卻很難找到反駁的角度。
即使是右翼媒體的記者也啞口無言，更不敢再胡亂發話了，生怕再被張潮繞進去。
這時一個《朝日新聞》的記者怯生生地問道：“那……那你說說具體要替石原知事道歉什麼？”
張潮義正詞嚴地道：“作為最了解石原知事的代言人，我想，首先要替石原知事向被他侮辱的文學道歉。
石原知事和我一樣，都是以文學家的麵目出道，但是在24歲那年，他用《太陽的季節》拿到芥川獎之後，就走上了一條與文學精神背道而馳的道路——
文學是什麼？文學可以偉大、可以鄙瑣，可以神聖、可以卑汙，可以宏大、可以細碎，可以崇高、可以渺小，可以是一代人的凝望與回聲，也可以是一個人的絕望與彷徨……
但無論如何，它都必須真誠！
24歲的石原在他的裡刻畫了「太陽族」的迷惘、失落、痛苦、無助，雖然充斥著暴力與性，但也算給日本的文學史留下經典的形象。
可很快，石原知事就發現了藏在文字之中的魔鬼——它可以操弄人心，可以攫取權力，可以實現野心……
然後他就這麼去做了。結果大家也看到了——「世界文學正在失去東京」。
想想看吧，當年這些信仰他的年輕人們長大了，卻發現自己在石原知事的宏大敘事裡是‘不能生育的罪人’，是‘啃食老人的廢物’，是‘被閹割的狗’。
石原知事當然覺得有資格這麼說——他不僅有四個孩子，甚至還和一位東京銀座的高級陪酒女郎生下了一個孩子；
他不僅沒有‘啃食老人’，反過來讓自己的兒子從政，讓他年輕輕輕就當上了議員，想必今後也會參選東京都知事吧；
他確實沒有‘被閹割’，早早地側身政壇，甚至成為政客裡的財閥，用那些過激的政見來表演勃起。
可他治理下的東京，卻不斷削減屬於年輕人、屬於未來一代的福利，把他們拋到網吧的隔間、膠囊旅館和50年代的団地公寓裡。
而他呢？正和那些他曾經在作品裡痛恨、批判的‘大人物們’，坐在法國餐廳裡，一起喝著像血一樣紅的葡萄酒，吃著血淋淋的三分熟牛排。
把《斯巴達教育》當成男性成長指南的日本年輕人，根本不知道這才是閹割整個民族的宣言書；
那些被《日本可以說不》激發的虛假熱血，不過是政客在美國駐軍陰影下的意淫高潮。這種把民族創傷變成政治春藥的寫作，讓每個字符都散發著神社香火錢的銅臭。
這種對讀者的戲弄、背叛，就是石原知事對文學犯下的第一宗罪。”
張潮嚴肅地環視了一遍記者，他身材本來就高大，又坐在象征領導權威的上首位，所以目光的壓迫感十足，記者們大氣都不敢喘息，隻能聽他用嚴肅的語調繼續道：
“他對文學犯下罪的還不止這一宗——文學，是曆史某個瞬間的縮影；而曆史，則是映照一切現實的鏡子。
你可以正視它，也可以回避它，甚至可以試圖砸碎它，但你永遠無法擺脫它。曆史敘事是所有文學敘事中最莊嚴的一種，因為它的參照物太豐富，也太厚重了。
但石原知事卻一直以輕佻、傲慢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曆史敘事——他支持的電影《吾為君亡》裡將神風隊描繪成櫻花殉道的詩人，他在《挑戰》中將大屠殺美化成‘必要的懲戒’……
我知道，石原知事的青少年時代，接受過舊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那樣的教育，到底給日本、給亞洲、給世界帶來了什麼，曆史就在那裡，無需我重複言說。
無法正視並反思自己青少年時代接受的錯誤教育，並且試圖將這些破損的精神烙印加諸在新一代的腦子裡，是一種深層次的軟弱。
他就像一個得了傳染病的病人，不僅不接受治療，還要走到街上對著每一個路人大噴口水。
文學，成了他傳播‘思想瘟疫’的媒介，他的所作所為讓侵華生化部隊的活體實驗報告都顯得像田園牧歌。
這種對曆史敘事的褻瀆和利用文學汙染精神的行為，是他犯下的第二宗罪。”
張潮的聲音不大，卻像冰塊一樣冰冷：“所以，我必須代替石原知事向文學的未來道歉。
當他在東京都廳用教育預算豢養曆史修正主義團夥，當他把教科書裡的三十萬冤魂刪改成‘未經核實的傳說’，這種用權力篡改記憶的暴行，讓奧斯維辛的焚屍爐都顯得過於直白。
石原先生證明了文字不僅能殺人，還能把屠夫的圍裙繡成和服。”
張潮的每一句話，都像刀鋒一樣，劃開了聽者的心臟。
張潮望著一片沉默的日本記者，露出一個人畜無害的笑容：“對文學的道歉，你們都記好了嗎？彆急，後麵還有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