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著人們原來的設想，集體化應該能夠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迅速改變中國農村落後麵貌，如老人家所說：“將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加以發展，生產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但事與願違，集體化反而使農村陷入了長期的貧困，其原因何在呢？
第一、集體化違背了廣大農民的意願。1951年，老人家在主持起草《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時，曾派人征求熟悉農民的作家趙樹理的意見，趙樹理說，現在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隻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受趙樹理意見的影響，《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中就有了兩種積極性的說法：“農民在土地改革基礎上所發揚起來的生產積極性，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麵是勞動互助的積極性。”當時這兩種積極性都是客觀存在，這兩種積極性是不是很矛盾呢？其實這兩種積極性未必一定相互排斥。解放初期，由於連年的戰亂，農業的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特彆是大牲畜和農具的缺乏，許多貧困農民家庭已經沒有能力獨立完成田間作業，需要靠相互間的互助合作來彌補個體勞動的不足，特彆是那種臨時性、季節性的簡單勞動互助，在貧困農民中更是廣泛存在。問題是對這樣的勞動互助的積極性怎樣認識，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這隻是為彌補個體勞動的不足而采取的過渡性措施，我們也就知道這樣的勞動互助將隨著生產的逐漸恢複而完成曆史使命。而如果我們把為彌補個體勞動的不足的勞動互助誤認為是搞集體化的積極性，當然就會引發一係列的錯誤判斷。在合作化運動之初曾引起一場爭論並對集體化具有至關重要作用的山西省委的那份報告就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華北局和中央寫了一份報告，題為《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報告指出：“隨著農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互助組發生渙散現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報告提出：“老區互助組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使得互助組必須提高，否則就要後退。”報告的結論是：“必須在互助組織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一些的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的趨勢。”①
1959年的“廬山會議”後，國家陷入最困難時期，為了渡過困難，一些困難最嚴重的地方把地暫時分給個人，確保上繳後誰種誰得，收效十分顯著。這也就是最早的“包產到戶”，時間雖然很短暫，但卻給那些地方的乾部和人民群眾留下了深刻的記憶。1962年三月老人家派他的秘書田家英組織調查組到湖南自己的家鄉湘潭韶山等地進行調查研究，了解農村和農業的情況。田家英在調查中遇到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情況，一些地方的農民普遍要求“包產到戶”。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他逐漸萌生了用“包產到戶”渡過暫時困難的想法。五月他在上海見到老人家時，曾經彙報過農民要求“包產到戶”的情況，老人家反應冷漠，六月底田家英結束了湖南的調查，回到北京後向老人家彙報後正式提出自己的意見。老人家顯然很不滿意，反問他：“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把田家英問住了。
當時，當麵向老人家陳述自己的意見，主張搞“包產到戶”的還有陳雲。而時任農村工作部長性格耿直的鄧子恢，甚至在老人家公開表態反對“包產到戶”後，仍然當著老人家的麵堅持己見。其實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鄧也傾向於搞“包產到戶”，但在老人家看來，無論如何不能背離集體化道路，由於老人家在黨內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的反對使我們黨失去了一次解決農村問題的機會。
正是受走集體化道路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思想的束縛，在改革開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談到農村改革時還加了一個“緊箍咒”——不許包產到戶。這樣就有了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18戶農民簽字畫押，秘密搞，如隊長坐牢大家養其全家的壯舉。但是，已經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中國**，最終還是順應了生產力的要求和億萬農民的意願。
第二、在生產中勞動組織采用集體勞動形式還是個體勞動形式，這完全取決於生產的需要，實踐已經驗證，集體勞動形式是和我們現階段的農業生產不相適應的。其實在生產中勞動組織采用集體勞動形式並不意味著比個體勞動就一定先進，例如人類曆史中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這個偉大進步，恰恰是個體勞動取代集體勞動。奴隸社會的集體勞動是建立在這樣的物質生產水平之上的，勞動已經創造出了剩餘，勞動力已經獲得了價值，但個體勞動還沒有實現。古代社會的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而農業無疑是最容易實現個體勞動的。可由於當時勞動者勞動技能低下，生產經驗的貧乏，生產工具的粗笨、簡陋，鐵器的使用還不普遍，家畜和諸如犁一類的較為複雜一些的農具很有限，隻能供集體共同使用，單個的個人還無法承擔主要的田間耕作。而個體勞動形不成生產力就隻能靠協作的力量，奴隸主大莊園經濟的集體勞動適應了這種需要。但是，隨著鐵器的廣泛使用，家畜和生產工具的普及，勞動者勞動技能的提高，生產知識和經驗的不斷積累，在農業和手工業中逐漸實現了個體勞動。這樣，為彌補個體勞動不足的集體勞動也很自然的過時了。發展了的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為勞動者注入了新的價值觀念，對於那種不能給自己帶來任何利益的勞動，勞動者已經沒有興趣，奴隸的勞動甚至已經不能給奴隸主帶來利益了。“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大莊園經濟，已不再有利可圖；而在當時它卻是大規模農業唯一可能的形式。現在小規模經營又成為唯一可能的形式了。”①大莊園被分成了小塊土地，租給交納一定款項或一部分勞動產品的個體佃農，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出現了，就是封建製度。
而我們的集體化遇到的是同樣問題，缺乏積極性，出工不出力。
我們前麵談到了山西省委給華北局和中央的報告曾引起過一場爭論，山西省委的報告送到華北局和中央後，luhaoq和華北局分彆做出批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觀點。長期以來，蘇聯先機械化後集體化的模式給人們以深刻的影響。老人家得知此事後，明確表示不讚成luhaoq和華北局的意見，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老人家找luhaoq和一些同誌談話，做他們的工作。薄一波回憶說：“老人家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
由於分工和協作，聯合起來的勞動大於單個勞動相加的總和，這個原理是公認的。但這裡有一個必須的前提，就是前者和後者所含的活勞動大體上相等。否則，正像人們常說的那樣，聯合也可能造成相反的結果：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
肯定的說，將來有一天集體勞動會取代今天的個體勞動，那將是古代的集體勞動在更高形式上的複活，但是今天我們還隻能做今天能做的事。這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中所說：“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資本論》第一卷11頁）
第三、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唯物史觀已經明確告訴我們，生產關係、生產方式，包括勞動的組織形式采取何種方式，歸根結底是由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水平決定的，這也就是我們常講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在這裡，無論多麼令人信服的邏輯推理和理論演譯，無論多麼美好多麼合理的願望，都沒有用武之地。而我們的集體化運動所做的卻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把一種生產方式和勞動的組織形式強加於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因此，非但不是走集體化道路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相反正是集體化運動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因為它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觀。黨的八大決議上有一句話，曾多次遭老人家批評，叫做我們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是先進生產關係與落後生產力的矛盾，雖然因此得出全黨應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結論是正確的，但這句話在理論上絕對是錯誤的。難道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能是先進的？難道不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反而是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黨當時對問題的認識。
社會財富和生活資料歸根結底是勞動創造的，任何社會和任何共同體首要的責任必須是組織勞動，而維持基本生活資料的勞動則是任何社會和任何共同體得以存在的底線。所謂生產關係、生產方式，勞動的組織形式與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水平相適應，主要標誌是直接的生產者能夠有相對的勞動生產積極性。馬克思說過人們努力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歸根結底是靠利益機製驅動。而一定的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水平又決定著他們對自身利益認識的視野。我們看到了，在集體化大鍋飯的條件下，人們基本上是乾不乾一個樣，乾多乾少一個樣，怎麼會有積極性。
回顧我們中國**人的執政曆程，我們曾犯過許多的錯誤，走過許多的彎路，經曆過許多的挫折，對許多的問題都經曆過一個認識甚至反複認識的過程，但總結起來，在我們所犯的錯誤中，對我們的社會危害最大的莫過於集體化運動。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已經進入了曆史，可如果我們不能真正從中吸取教訓，那麼大的代價就白白的付出了。（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