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九年，一月十日，利殺伐。
五萬四千軍隊同時開拔向南。曹睿禦駕位在最北，此路由大將軍曹真所領的軍隊從北向南蔓延近二十裡，前後相望。
這是曹睿今日能夠親眼見到的軍隊。
在曹睿目光所及之外，千裡之外的江陵、武昌，以及淮水入海處的海西、中瀆水口的丹徒，以及不知道具體向南打到了何處的桓範所部，各軍各部將領士卒都在為戰事枕戈待旦。
二十五萬大軍……
伐吳不是曹睿一人之事，而是全天下之事。近些年來，曹睿越來越能強烈的感覺到，身為帝王並非天神，也不能言出法隨，而是大多數時間都在尋找整個天下的公約數，並且以戰略級彆的眼光將其進行引導。
創造趨勢、引導趨勢、利用趨勢。
董昭的理論的確正確。身為皇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儘可能多的獲勝，不論是大勝或者小勝，一直贏下去才能積累越來越多的勢，掌握軍隊、操控政局，實現君主的弘願或期望。
這並非簡單的‘贏學’兩字可以描述的。
黃初年間，曹丕三次伐吳，並無太多明顯於天下的戰績，說是徒勞無功也不為過。
而自曹睿即位以來，太和年間戰事頻仍。
攻皖城以安淮南，從壽春到六安、合肥、舒城一帶儘成安穩之地，皖城憑借地勢自持，極大的減少了淮南的軍事壓力。
攻蜀國以取漢中，克祁山而成秦州，使隴右與關中結束了自漢靈帝時期的動蕩與不安。
滅公孫以安遼東，巡幽並而使烏桓、鮮卑、匈奴歸心，從極大程度上減少了幽、並、冀三州的軍事壓力和邊防上的耗費。
以上數次戰事經濟和人口上的收益自不必說，單從百姓的角度來論，北方軍事壓力的漸小與西、南兩處邊境線的南移，使得吳蜀兩國的進攻趨勢漸緩、烈度降低，這也幫助大魏進一步減少稅收，從接近五成的綜合稅賦減少到了三成五。
而且朝廷上下對減稅這件事情還抱有持續樂觀的態度。按照這個趨勢，之後減到三成、或者二成五也是沒有問題的。對皇帝至郡縣官吏來說，都是一件出政績的事情。
更彆說伐吳戰事一起，各郡縣征調物資轉運，軍隊上下厲兵秣馬，朝廷高官宵衣旰食，都期待著伐吳之戰的勝利，以及即將到手的論功環節。不論功勞還是苦勞，總歸都是有功可以分的。
公侯高官、黎庶百姓，都能在伐吳成功之中獲益。這便是曹睿自太和元年以來，為大魏、為這天下積累的滾滾大勢了。
絕非一時之功。
出兵之時，曹真曾以有水路可依為由，請曹睿乘龍舟南行，被曹睿明確表示拒絕了。曹睿給曹真回複的理由很簡單，既是出征，就要有出征的道理。
朕又不是不能騎馬，何必乘舟貪圖安逸？
曹睿的位置位於大軍最末。
長水校尉段默所部的一千騎兵殿後，步兵校尉卞蘭所部在前開道，曹睿本人則在越騎校尉甄像所部的軍中。而樞密副使劉曄、尚書左仆射黃權，以及閣臣、尚書、樞密、散騎們，同樣都隨在曹睿的馬後。
楚王愛細腰，後宮多餓死。太和皇帝偏好武烈之氣，故而臣子們都要擺出一份不懼征程的豪邁氣勢來。
但當曹睿平心靜氣的去觀察這些臣子的時候，還是發現了一個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問題。
那就是臣子的老齡化問題。
劉曄已經五旬有五，自擔任了樞密副使以來，身體一直欠佳，從曹睿的角度看來，這也與樞密院所處理的極為繁重的軍務相關，可以說是操勞所故。
但這種事情偏偏還勸不得。
曹睿曾擔憂劉曄的身體狀況，與劉曄私下談話，問他要不要將手上的擔子鬆一鬆，選些旁人來幫助他處理軍務。幸虧是私下談論，這也給劉曄嚇得不輕，還以為自己哪裡不合了皇帝的心意，以為自己將被撤換。曹睿連連解釋，這才稍安其心。劉曄表示莫說這種軍務強度，再來一倍他也吃得消。
劉曄這種性格是不可能放下權力的，伐吳在即，死在任上他也心甘，更彆說他自認為根本到不了這種程度。
黃權倒是身體強健，可也已經過了六旬之齡。裴潛、徐庶都已經過了六旬，倒是剛過五旬的盧毓和剛剛四旬的王肅正值當年。
時人皆論，盧、王二人日後必為尚書仆射之選。
辛毗快七旬了，他此前給曹睿的私信中說，打完這一仗之後就要乞骸骨歸鄉，滿寵也是差不多的年紀。
更彆說大將軍曹真病愈之後一直稱不上完全健康，董昭垂垂老矣……倒是與劉曄幾乎同齡，五十五歲左右的司馬懿能力挽強弓。年齡和身體素質這種問題，因人而異，幾乎是無解的問題，外人很難乾涉與影響。
時間流轉，經過了漢末亂世的那一代精英之輩終將老去。不是說他們就比如今三旬、四旬之人普遍智謀更高、能力更強，而是彼時連年征戰、錯綜複雜的局勢，給了很多人掌握局勢、自我施為的舞台與能力，使他們卓然不群的特質能最大程度的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