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和《1942》、《南京南京》，對比之下差距過於明顯。
但《1942》和《南京南京》依然不算問題最大的。
《1942》看似批判了國民黨，但還是帶著藍營味道。
存在災難—遺忘—新災難的鏈條，暗含曆史在無意識中重複的悲觀邏輯。
也有權力結構固化描寫，國民政府**無能、官員層層盤剝的細節貫穿全片。
權力結構的穩定性，暗示社會問題難以通過局部改革解決，充滿個體的無力感。
範殿元最終失去所有親人，孤身返鄉，發現活著隻是為了活著。災民在逃亡中逐漸喪失人性，個體努力在體製性壓迫前顯得徒勞，強化了曆史洪流裹挾個人的宿命感。
但《1942》並非完全屬於曆史循環論。
確實帶有準曆史循環論傾向，包含循環論色彩，但其核心更接近曆史批判現實主義，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循環論。
並未完全否定變革可能，而是通過暴露曆史傷疤，呼籲對權力與人性進行反思。
《1942》的問題視角在於混淆兩黨，以及視角問題。
結尾老東家的獨白最明顯：“我知道怎麼從一個窮人變成財主，隻要活著到陝西。”
這裡麵暗含了個體的微弱能動性，隻是這個能動性不是佃農，也不是自耕農，而是地主的能動性。
《1942》姑且可以算做民族敘事，偏向於封建地主，民資敘事。
《南京南京》也有可取之處。
陸釧主觀知道要講中國人的故事，但是他客觀上沒有能力，最後演變成給日寇找人性。
好就好在陸釧沒有能力。
所以起到了反效果，如一些蚣蜘，因為實在太弱智，低級黑顯得高級紅。
也許動機上不是，但是客觀上是。
從客觀影響來說，最惡劣的其實是《金陵十三釵》。
因為張一謀能力上，在傳統觀念的藝術片上麵，他具有馮曉剛和陸釧所不具備的能力。
因為能力強，所以影響也最惡劣。
老謀子的《金陵十三釵》是個體、人性，聚焦邊緣群體，通過妓女代替女學生赴死的悲壯選擇，突出人性善在極端環境下的升華。
曆史被簡化為道德救贖。
淡化集體抗爭，轉而用個人英雄主義，如約翰·米勒的轉變、玉墨的犧牲，填補曆史敘事的空白，隱含人性光輝能超越曆史黑暗的理想化傾向。
妓女群體被塑造為“犧牲者—拯救者”的雙重身份。
一方麵是被侮辱的弱者，另一方麵是道德覺醒替學生赴死的英雄。
玉墨等人的“風塵”背景與“貞潔化”的犧牲形成強烈對比，隱含通過身體淨化實現道德升華的男性凝視邏輯。
《金陵十三釵》通過唯美鏡頭，慢動作、光影對比部分消解了民族創傷的殘酷性，甚至被轉化為戲劇衝突的背景板。
侵略者的形象也扁平化，未觸及軍國主義的結構性罪惡，暴行更多服務於情節煽情而非曆史反思。
以英雄敘事，神父的救贖、妓女的犧牲，迎合國際市場的審美，用人性普世價值淡化曆史特殊性。
女性身體的視覺奇觀，如旗袍、沐浴鏡頭與暴力場景的戲劇化處理，將曆史苦難消費成商業電影。
戲劇化衝突和視覺奇觀，取代曆史縱深。
最終將南京大屠殺簡化為一場道德煽情的人性秀，削弱了對侵略本質的批判力度，曆史表達隻在淺表。
張一謀能力越強，造成的影響也越發惡劣，解構更厲害。
這套恰恰是好萊塢的敘事模版，將反抗、苦難解構，化為資本敘事的資糧，甚至成為對方包容性、合法性的一部分。
水落石出，一個也不能跑。
沈三通現在做的，是要讓電影行業大步往前走，推動行業回到應該有的位置，不求多進步，但也要和實業水平接近。
至於說在這個過程中，被碾到的人或者公司，那也就被碾到了。
富豪榜可以五年十年的一換，行業更迭可以五年十年的一換，這些“真老虎”，有產業加持的，上麵有線條的，都能新陳代謝。
電影圈憑什麼不可以？
沈三通還真要碰一碰這些“老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