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陰沉，不見一絲血色，像在感同身受一樣，可又在感同身受什麼呢？
這個不愉快的話題還沒到它結束的時候。左千子也要說出她的耳聞目睹。
“非典那年，每個班級都會配備一支水銀體溫計。一天早上，最早回來教室做值日的學生看到原本放在講台上的體溫計摔碎在地上了，班主任很快知道這事並專門空出一節課來捉出這個犯人。”
“一支體溫計至於嗎，重新買一支就好了。當年我班裡也有同學不小心打碎了的，最後是老師掏錢買一支回來，很簡單的事情。”馮麗娜插了一句。
“我的小學學校坐落在一個偏僻的小鎮子上，那時體溫計在小鎮的市麵上幾乎售賣一空，長時間緊缺的狀態，買不回來但又是必須的東西，所以即便是價格不貴的體溫計，它的價值也遠高比它本身。”
馮麗娜點點頭。
左千子繼續說：“班主任從‘勇於承擔責任’扯到‘水銀的危險性’，越說越嚴重，越說越凶，每位同學都將頭低下，恨不得埋起來。班主任沒法子，隻能將責任劃分到最早進入教室的那四名值日生身上。這四名值日生中有一位經常曠課、打架頑劣得很，班主任很不喜歡他，同學們也很不喜歡他，在對四名值日生的審問中，‘犯罪嫌疑人’的頭明悄無聲息地移到了這位頑劣生的頭上，最終由班主任敲下‘就是你乾的，還不承認’的鐵錘。”
“真是他乾的嗎？”李鴻明問道。
其他人也放出想知道的求知眼神。
“有些過於武斷了。”我小聲呢喃了一句。
“什麼過於武斷？”被李鴻明聽到了。
我提高音量：“‘犯罪嫌疑人’的確定。”在腦海中稍微組織一下語言，我又說：“體溫計的日常擺放是怎樣的，如果隻是簡單地擺放在講台上，被人碰一下講台或者講台本身就是不平衡帶點斜度——”
“講台有兩層，開放式，平常上層放一些粉筆和粉筆擦，下層放洗潔精、抹布之類的，體溫計放在下層，確實擺放得比較隨意，因為用得頻繁和時間長，所以愛惜程度沒有那麼高。”左千子解答道。
“你是想說體溫計不一定是人為主觀意識打碎的。”陳珊珊說道。
“嗯。還有一種可能，是昨天放學走在最後的那名同學打碎的，隻因拖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值日生發現，所以很自然地認為事件發生在早上。”
孫毅傑邊點頭邊說，“就是說各種可能性都有唄。”
“沒錯，各種可能性都有，但班主任的話就是聖旨，誰也不敢反駁。後來我的前桌，也是我的好朋友，值日生之一，她很肯定地和我說體溫計不是那名頑劣生打碎的，因為每次值日，頑劣生都會故意遲到偷懶，而她開門的時候就已經見到體溫計碎在講台旁。”在話語的最後，左千子有個輕微的歎氣動作，似有也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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