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九月，秋陽暖暖，微風輕柔地拂過大地。還未滿七歲的我，在父親的帶領下，滿懷著好奇走向甄家庵學校，準備報名讀書。那時的我，心裡有著彆樣的念頭，覺得應該先讓大姐和二姐去讀書，我排行老三，總覺得她們上學了我才能去。父母拗不過我的執拗，在我的堅持下，大姐陪著我一同去報名上學。可惜大姐隻讀了一學期，就因為家裡實在需要她幫忙，無奈輟學了。
而我呢，在一、二年級的時候，根本不是去讀書，純粹是去學校玩耍。嶄新的書本被我在書包裡折成小卷卷，成了一堆廢紙。真正開始認真上學讀書，是從1966年9又重新讀二年級開始。
然而，命運卻好似故意捉弄人。就在我滿心期待開啟真正的讀書之旅時，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如狂風暴雨般席卷而來。學校的秩序被徹底打亂，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樣，繼續重讀二年級，而且基本上不再上課。
去學校也隻是協助高年級學生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那時的我才九歲，隻能當一個小小的幫手，而那些大孩子則仿佛有著更大的權力。
那時的局麵混亂至極。明明知道年齡不符合要求，我們這些二年級到六年級的學生卻被一種莫名的力量聚集起來，遊行到公社所在地的辦公室門外。
我們大聲呼喊著口號：“我們要改變！我們要前進！我們要去尋找新的方向！”公社領導麵對我們這群孩子也很無奈，等我們呼喊一陣子口號後，來了一個姓唐的秘書。
他神情嚴肅地說道：“我們對小將們的熱情表示支持，然而，你們目前還不適合外出或者進行大規模的行動。現在期望小將們就在本地做出努力。”
說完這些話，我們再呼喊幾句口號，便又返回了學校。就這樣反複折騰，沒有儘頭。
老師整日渾渾噩噩，學生也是懵懵懂懂。
老師講課無需備課，學生上學不用考試。一個學期過去，除了發放兩冊奇怪的文選，竟然連課本都沒有。
大好的時光就這樣無端地流逝了，那燦爛的朝霞與紅日仿佛也失去了滋潤普照的機會。
我家緊鄰河口集街，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在街上遊行，呼喊口號。
街上所有麵向街道的牆壁上都張貼著各種紙張，仿佛一張張呐喊的嘴，訴說著那個特殊時代的故事。
起初張貼的是一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語，之後變成了一些更加讓人困惑的標語。那時的我年紀小，不明白這些標語的含義，還是通過老師的講解才知道被打倒的那些人是走錯誤道路的人。
我每天跟在大孩子身後胡亂喊著口號，根本不用去學校上課。
課堂上，老師隻管講述，學生聽不聽他也不管。課堂上的人數不固定，不點名，也不過問誰遲到早退。
有時候有三十人，有時候二十人，最少的時候隻有寥寥幾個人在聽課。
反正上不上課全由學生們自己決定。在課堂上如果有學生覺得老師講的內容不符合要求，就立刻振臂高呼口號，所有學生都會跟著一起呼喊。
老師會停下來，等口號呼喊結束，可以接著講，也可以講口號的內容，或者回答學生的問題。反正“師生是同一個戰壕裡的戰友”。
就這樣，一天又一天，一個學期很快就過去了。升學不是不考試就是開卷考試，老師甚至會把試卷答案寫在黑板上。
還會加上一句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考不起來，抄一遍也是好的。”
當時我從內心深處真切地感受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關心、了解並且愛護我們這些學生。
有時候，我們也會協助大班學生張貼紙張，一個學期就這樣過去了。
到了下學期，情形有了新變化。原先教我們的班主任老師整天掛著一塊用黑板做成的牌子，站在通往學校門口的大路上，由兩個戴著紅袖章的學生押著。
牌子上寫著一些讓人難以理解的話語。那兩個學生臂帶紅袖章，手持木棍，雙目炯炯有神，不時地按下老師的頭，讓他“老實點，向同學們低頭認罪”。
我滿心疑惑，詢問比我高兩年級的同學秦保華、吳作祥：“為什麼要讓老師掛著牌子？低著頭？有時還要跪下來向學生請罪？”他們告訴我，老師是追隨錯誤方向的人。
我實在難以理解，錯誤的方向遠在天邊，老師成天和我們在一起，他要是晚上去追隨錯誤方向，早上也根本趕不回來給我們上課啊。
當我還想再追問個究竟時，大班的學生說：小孩子不懂就彆問那麼多，反正知道他是錯誤方向的“追隨者”就行了。
不到一個星期，學校所有的牆壁上都貼上了各種讓人困惑的紙張。
一些老師一夜之間都變成了錯誤路線的代表，成了錯誤方向的“追隨者”。
我自幼就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常常愣頭愣腦地問六年級學生，怎麼突然間學校就有這麼多壞人呢？有的大孩子不耐煩了，就不讓我跟著他們。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