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元旦剛過，寒風凜冽地刮著，仿佛要把世間的一切都吹個通透。
我懷揣著對未來的憧憬與忐忑，正式前往河汊公社上班，就此開啟了我長達22年的體製內國家乾部生涯。
河汊公社，在淮上縣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地理位置和人口耕地規模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存在。
三萬多人在這裡繁衍生息，五萬多畝耕地像一塊巨大的拚圖，拚接出了這裡的生機與希望。
他位於泗洲湖東岸，那泗洲湖古堰宛如一條蜿蜒盤旋的巨龍，巍峨高聳，鑲嵌在這片廣袤土地的西域南北邊線上，像是守護著這片土地的忠誠衛士。
全公社的21個生產大隊，就像21顆星星，散布在這片土地上，各自閃爍著獨特的光芒。
1980年的人均分配水平為121元，這個數字背後，有著特定的曆史含義。
他不同於現在所說的人均收入，是那個特殊年代裡，一個生產單位一年糧食及主副產品收入總額，加上林、牧、副、漁各項收入總和，除以該生產單位當年農業實際人口總數後得出的平均數值，這個數值像一把尺子，衡量著當年的經濟發展水平。
在淮上縣17個公社的排序中，這個數字處於中等水平。
然而，在全公社21個大隊裡，平樂大隊卻像是被遺忘在角落的孩子，人均分配水平隻有可憐的65元，處於最貧困的狀態。
而我的家鄉河口公社河口大隊，人均分配水平已達到180多元，與河汊公社最高的大隊水平不相上下。
我初到河汊公社工作時，在公社機關乾部中，我是第21名國家乾部，就像一隻初入羊群的小羊羔，職務最低，年齡最小，也是唯一一位25歲以下未婚的國家乾部。
那時，我滿心渴望著能在1981年春節結婚，組建自己的小家庭。
我心裡想著，那將是一個充滿溫馨和幸福的小窩，有愛人的陪伴，有未來的希望。
可是，當我向縣委農工部領導請示時，他們的回答如同冷水一般澆滅了我心中的熱情火焰。
他們說，已婚的不談，未婚的最好等一年轉正後再結婚。
我當時真是懊悔極了，心想自己怎麼就這麼老實本分呢？其實，要是我不告訴他們，在上班前在家不太過分張楊地結婚，婚後再去上班，也許並不會有什麼事情。
可我當時就是覺得出於禮節應該提前告知，結果卻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既然主管部門的領導已經明確表態，我也隻能無奈地接受，畢竟我不想違背規定，而且我還年輕，等一等也無妨。
隻是，我沒想到這會給我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煩。
那時的公社機關，就像一個特殊的大家庭。在我的印象中，整個公社大院裡，大多數人都是單身漢，仿佛被一種孤獨的氛圍籠罩著。
隻有黨委書記餘登科是雙職工，他和家人住在公社院子裡，那間房子就像一個溫暖的港灣，與周圍單身漢們的清冷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他機關乾部每天都在食堂裡吃飯，過著簡單而單調的生活。
黨委會和革委會共有10個人組成，他們是這個公社的領導班子成員，是公社的核心領導階層，如同領航的燈塔，指引著公社發展的方向。
黨委秘書曹永生是半脫產乾部，他是農業農村戶口，是從農村農業生產大隊農民隊伍中選拔出來的優秀成員。
他就像一個連接農村和公社機關的橋梁，身份特殊。
這類乾部是“文革”後期的特有產物，我知道他們不占國家正式編製，每個月拿著26元的工資，外加適當的工分補貼，這些補貼是由所在大隊給予補助的。
他們就像一群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人，雖然待遇不高，但卻充滿了對未來轉正的渴望。
大約在1983年前後，他們才陸續轉為國家正式乾部。每個公社隻有23名這樣的乾部，他們一般擔任黨委秘書、青年書記等職務，也有極少數能擔任黨委副書記的，就像我老家河口公社的方伏和同誌，他從張集大隊黨支部書記直接被提拔到公社任黨委副書記，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榮耀，也激勵著像曹永生這樣的半脫產乾部努力奮鬥。
我被分配到公社農業經營管理站，擔任農經助理的助手，職務是農經辦事員。大家都親切地稱我為“甄會計”。
農經會計屬於國家行政編製，在業務上接受縣委農村工作部的指導，包括人事調動權、業務培訓等都歸屬於縣委農工部，而在行政管理上則隸屬於所在單位黨委、政府。
剛走上工作崗位的我，對這些複雜的關係和問題就像麵對一團亂麻，並不十分清楚。
我隻知道我的直接上司是農經助理胡得誌，我的主要工作任務都由他安排布置，我就像一顆螺絲釘，隻需要按照他的指示轉動就好，很少接受其他人布置的工作任務，包括黨委革委領導核心成員在內。
他們有什麼工作任務，都是先安排給農經助理胡得誌，再由他來分配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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