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那是一個充滿希望與挑戰的年份，而我的人生也在這一年發生了重大轉折。
河汊鄉的工業發展正處於整頓清理的關鍵時期，全縣大乾工業的通案工作會議即將召開。
餘書記讓我代表他去參加會議，並在會上彙報情況，提交方案。
接到這個任務時，我心裡直打鼓，覺得由我去彙報方案不太合適。於是，我請示餘書記能否讓方鄉長帶隊參加，我帶上方案一同前往，由我提供材料，正職彙報更能顯示對會議的重視。
餘書記卻半開玩笑地說：“你是嫌官小了嗎？沒關係，讓你出去鍛煉鍛煉，見見大乾部。怕什麼，你就按照準備好的材料說，把領導講話精神帶回來就行。”
我見無法推辭，便詢問了通案時間。餘書記說：“下午四點半鐘到會場不遲，因為他們是一家一家過堂的，早去了也沒用。”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下午四點鐘到達了會場。
會場設在縣政府的一間寬敞明亮的會議室裡，陽光透過窗戶灑在排列整齊的桌椅上，給人一種莊重嚴肅的感覺。
我走進會議室，目光所及之處，各個鄉鎮都是黨委書記親自前來通方案。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種莫名的緊張感湧上心頭。
我在心裡暗暗思忖：為何偏偏是我來彙報呢？我這麼年輕，又隻是個副主任，在這樣的場合，真的能勝任嗎？但事已至此，也隻能硬著頭皮上了。
輪到河汊時，新來的鄧成和縣長目光落在我身上，問道：“你在鄉裡做什麼呀？”我趕忙回答：“報告縣長，我叫甄皓，是河汊鄉經委分管工業的副主任。”縣長微微點頭，“噢！那你開始吧！”
那時我才26歲，又是新進班子的，會場上的大多數人都對我感到陌生。我開始彙報時，下麵傳來一陣輕微的議論聲，那聲音就像一群小麻雀在耳邊嘰嘰喳喳，讓我更加緊張。
我隻能儘量提高嗓門，放慢速度，逐字逐句地講讀，同時在心裡做好準備，隨時回答領導們可能提出的疑問。
當我彙報到過去的虧損情況，提及磚瓦廠虧損22萬元時，鄧縣長的臉色瞬間陰沉下來。
他氣憤地打斷我：“你不要再往下說了，叫你們餘登科書記來，並請你告訴他，就說我鄧成和講的：
河汊工業全縣最差；
河汊工業全縣虧損最多；
河汊磚瓦廠在全縣磚瓦行業虧損最多；
河汊黨委對工業最不重視；
河汊工業最沒有希望。”
這一連串的“最”字如同五記重錘，砸得我有些發懵。說完後，他又厲聲對我說：“你回去必須原原本本地將我的話告訴餘登科，不得有誤。”
在場的其他鄉鎮黨委書記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隻覺得自己像個被展覽的小醜，懦弱得說不出話來。
我正想坐下，鄧縣長手一揮，大聲說：“你現在就可以回去。”
我往外一看，天色已大黑。鄧縣長似乎察覺到了我的為難，緩聲說道：“你先到招待所住下，明天一早回去吧。”
我猶豫了一下，心中卻滿是焦慮與不安。我想，我必須儘快把這個情況告訴餘書記，不能耽擱。
於是，我沒有聽從去招待所的安排，而是毅然決然地騎上自行車，向著河汊飛奔而去。
往日白天騎車經過泗洲湖堤密林深處時，我都會心生膽怯，可今天，前方是黑洞洞的一片，我卻毫無懼色。一路上，風在耳邊呼嘯，仿佛在為我鼓勁兒。我的腦海中不斷浮現出會議上的場景，心中充滿了自責與懊悔。
我在想，是不是我哪裡做得不好？如果我能更機智一些，是不是就不會讓河汊鄉陷入這樣的困境？
我隻顧拚命蹬車，心中隻有一個念頭，趕緊把情況彙報給餘書記。
等到了河汊，全身已汗如雨下，衣服緊緊地貼在身上，我卻顧不上疲憊，直奔餘書記的辦公室。
我如實地向餘書記彙報了情況，餘書記沉默了許久，他的臉色陰沉得仿佛能滴出水來。他微微皺著眉頭，眼神中透露出疲憊與無奈。他緩緩地歎了口氣，隻說了句：“你先去休息吧！”
那聲音裡透著深深的失望。我能感覺到，餘書記的內心十分複雜，他或許在為河汊鄉的工業現狀擔憂，或許在為自己的決策失誤懊惱，又或許在為我的表現感到不滿。
我默默地退出辦公室，心情沉重得像壓了一塊大石頭。
第二天一早，餘書記騎車前往縣政府彙報工作。下午回來時，我能明顯感覺到他心情極度不佳。
他把我叫到辦公室，想聽我談談看法。我依舊實事求是地說：“明年工業最多可實現500萬產值。”（實際上，能實實在在達到200萬左右就不錯了。）
餘書記皺著眉頭說：“你這個人將來吃虧就是在於太老實，人家能報1000、2000萬，我們為什麼不能？”
我一時語塞。我心裡滿是委屈，這明明是按照他的要求和口徑彙報的呀，怎麼現在反倒怪起我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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