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李有福家的年夜飯堪稱多年來最為豐盛的一次。
李有福的父親榮升軋鋼廠車間副主任，這過年發的票據比旁人多出不少。
而李有福身為軋鋼廠食堂采購代主任，手裡的票據自然也充裕得很。
加之他的大姐、二姐、大哥以及母親在各自崗位上也都有票據發放，往昔雙職工家庭便已令人稱羨，如今他們家足足有六人在職，在這南鑼鼓巷一帶，堪稱聲名遠揚。
如此一來，他家的日子過得比彆家滋潤，旁人也隻剩羨慕的份兒，畢竟人家家裡有這麼多人在廠裡掙著工資呢。
六十年代的四九城，流傳著一首朗朗上口的過年歌謠：“小孩兒小孩兒你彆饞，過了臘八就是年；臘八粥喝幾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掃房日；二十五，凍豆腐；二十六，去買肉；二十七，宰公雞；二十八，把麵發；二十九，蒸饅頭；三十兒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滿街走。”
李有福的母親早早就將歌謠裡提及的年節事宜準備妥當，昨夜闔家守歲，熬了整整一宿。
大年初一清晨，院子裡的孩子們像是約好了似的，紛紛跑到李有福家拜年。
大家都清楚，今年李有福家的紅包必定比彆家更為厚實。
若不是母親事先提醒，李有福壓根兒就想不到要買紅包這茬兒。
他本就不是小氣之人，索性買了兩百個紅包回來，給父母分了一百個，自己留了一百個。
那些普通的低檔紅包，他每個裡頭都塞了兩毛錢，專門應付到九十七號院來拜年的小孩子們。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一般人家給個兩分、五分、一毛錢的紅包就算大方了，有的人家甚至隻是抓上一把糖果、花生瓜子當作拜年禮。
而李有福家，給孩子們的紅包一律是兩毛錢。
早上剛起來，小妹李佑樂便對著全家人一頓的拜年：“爸爸過年好，媽媽過年好，大哥過年好，大姐過年好，二姐過年好，四哥過年好。”
短短時間，她便收獲了六個大紅包。
其他人的是多少李有福不知道，反正他的紅包裡麵，包了十八塊八毛八分錢在裡麵。
這在當時來說，那可是超級大的紅包了，相當於好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
一家人剛把房門打開，沒想到外麵居然還守候著十幾個等著拜年的小家夥。
“有福哥好！佑鑫哥好！李伯伯好！李叔叔好！”孩子們稚嫩的聲音此起彼伏，熱鬨非凡。
每一個進門的孩子，都被熱情地塞上兩把花生瓜子，然後由李佑樂遞上一個紅包。
紅包整齊地碼放在一個大盤子裡，由李佑樂逐個分發給孩子們。
等到把九十七號院的孩子們都打發走，李佑樂也一溜煙兒跑出去，挨家挨戶拜年，準備把送出去的紅包“賺”回來一些。
李有福也出門在院裡轉了一圈，給隔壁的姚奶奶、張大爺、鄭大爺等人送上新春的祝福，拜了個早年。
八點半，一家人洗漱完畢，兩輛自行車和李有福的三輪車滿載著大包小包的禮物，向著上河村進發。
母親王秀清精心準備的禮物堆放在三輪車上，李有福也未多過問。
在有些地方，初一給長輩拜年，初二回娘家，而在這四九城，如今初一回娘家也成了習俗。
李有福家情況較為特殊，娘家婆家都定在大年初一這一天，初二便不再走動。
這會兒，單位發了電影票，社區也組織了扭秧歌的隊伍。
李有福的大哥、大姐都興高采烈地去參加秧歌隊了，二姐因抽不開身，留在家裡操持家務，不然全家都走光了，這飯可就沒人做了。
到了上河村，母親王秀清帶著小妹李佑樂，提著禮物去了外公外婆家，李君豪則騎著自行車與李有福先去爺爺奶奶家。
這般安排，方能周全，否則李君豪先去了王德鬆家，難免會落人口舌。
剛到院子門口，李有福便扯著嗓子喊道：“爺爺，新年好！奶奶，新年好！”
“乖孫子來啦！來啦！”奶奶在院子裡估摸著李有福他們的行程，心裡正想著應該快到了，這不，李有福的聲音剛落，她就急忙趕到院子門口開門。
“佑樂又被你媽帶去外公家了？”奶奶瞧了瞧，沒見到李佑樂的身影，開口問道。
“奶奶，小妹被老媽帶去外婆家了，一會兒就過來。”李有福笑著回答。
中午在爺爺奶奶家飽餐一頓後，一家人又返回了四九城。
從初一開始，各種飽含著濃烈革命元素的節目便你方唱罷我登場，競相上演。
李有福也出門瞧了瞧，可他到底是個穿越而來的人，與旁人不同，無法像那些人一樣沉浸在狂熱的氛圍中。
或許，這就是六十年代獨有的時代印記吧。
無論是電影、話劇，還是各類表演，都彌漫著濃濃的革命氣息。
假期轉瞬即逝，初三剛過，大家便要紛紛返回工廠上班。
初三下午，一群公安同誌突然出現，將九十五號院乃至李有福所在的九十七號院和前麵的九十三號院都圍了個水泄不通，他家前麵的圍牆邊都有公安人員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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