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英的動作快得驚人,指尖在桌麵上輕輕敲過三下,眼底已閃過決斷的光——這等能填補小細胞癌治療空白的人才,若不及時出手,恐怕轉眼就會被嗅覺敏銳的猶太資本挖走,就像過去無數次那樣,讓真正有價值的創新成果流向海外。
沒有絲毫猶豫,他立刻讓助理擬定邀約方案,核心條件簡單直接卻足以震撼整個行業:除了李娜提出的購買專利之外,他另開出1億歐元的年薪,配備專屬研發實驗室、全球頂尖設備支持,以及絕對自由的研究方向——不附加任何技術歸屬的苛刻條款,隻要求她能心無旁騖地深耕這項技術,將其從實驗室推向臨床應用。
消息傳開時,正忙著用“道德奉獻”施壓的國內那家大型藥企,和已經派出談判團隊、正評估用1億美金收購的猶太資本,幾乎同時陷入了沉默。等反應過來,隻剩下扼腕的份兒——丁元英這一步走得太急、太準,完全跳過了那些嚴密的算計和道德綁架,用最直接的尊重和價值認可,牢牢抓住了關鍵。
李娜和丁元英一致相信:真正的人才和創新,值得被放在最顯眼的位置,用最實在的誠意去對待。
當助理彙報說,那位女大學生接到邀約後,隻用10分鐘就回複“同意”時,丁元英正望著窗外的車水馬龍。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心裡清楚,這不是一場簡單的爭搶,而是對“價值”二字最直接的注解——你尊重創造,創造才會反過來,給你意想不到的回饋。
更何況,他和李娜雖是定居海外的華人,卻從未更改國籍。在與猶太資本給出同等條件時,對方自然更傾向於選擇同胞。連李娜都暗自咋舌,沒想到猶太資本這次竟比預想中大方得多,稍慢一步,恐怕就要被搶走了。
這位女大學生名叫陳美玲,名字普通得像鄰家女孩,出身卻帶著濃重的苦難底色——她的原生家庭,竟和李娜早年的境遇驚人地相似。
家裡有個酗酒成性的父親,動輒對家人拳腳相加,整日遊手好閒,卻把揮霍當成理所當然;母親懦弱無能,在常年的壓抑中早已沒了反抗的力氣;底下還有被父母視作“皇位繼承人”的哥哥弟弟,家裡所有的資源都圍著他們轉。
當年她考上大學時,差點被家人用60萬彩禮“賣掉”。同村一個富戶看上了她,這筆錢對那個貧瘠的家來說,足以讓父母眼冒紅光。他們幾乎是鐵了心要把女兒的人生買斷,是陳美玲拚了命才逃出來,揣著皺巴巴的錄取通知書奔向學校。
可那富戶沒打算放過她,追到學校裡各種糾纏騷擾。走投無路時,她認識了一個港商,為了對抗命運,選擇和對方在一起。儘管那港商嚴明自己是不婚主義者還有無數情人,她還是賭了一把。
結果,她被那所謂的“未婚夫”連同一幫人網暴,“拜金”“出賣身體”“妓女”“撈女”……不堪入耳的標簽鋪天蓋地。無論她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更擋不住學校要將她開除的決定。
最後,陳美玲豁出去,答應了港商一些很無理的條件,才靠著對方的幫助脫身,輾轉來到港島,進入港島大學——這也是網絡上對她褒貶不一的根源。畢竟以她的成績,原本根本夠不上港島大學的門檻,更彆說這趟被視作“靠出賣身體換取留學”的經曆,怎麼看都像是“走了捷徑”。
雖說那港商跟她在一起三個月後就膩了,直接將她拋棄,沒給任何金錢物質補償。
至於她後來在港島的日子,外人雖有諸多揣測,卻少有人知其中的冷暖。但無論出身如何、經曆怎樣被議論,有一點毋庸置疑:這項突破性的小細胞癌治療技術,確確實實是她在實驗室裡熬了無數個通宵才研究出來的。
李娜看著資料裡的零星記錄,心裡漸漸有了判斷:陳美玲此刻的猶豫和觀望,或許隻是在試探各方的態度。她更明白,這個女孩真正怕的是什麼——怕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輕易奪走,最後不僅拿不到應得的回報,甚至連最基本的署名權都保不住。那樣的結局,對一個從泥沼裡掙紮出來、還握著微光的人來說,太過殘忍。
當然,陳美玲並未在求學階段被退學。相反,她被安排前往哈佛繼續深造——這是她從前連想都不敢想的機遇。
陳美玲足夠努力,甚至帶著幾分孤注一擲的偏執。但無論丁元英還是李娜,對此都毫不在意,他們隻看重最終能否出研究成果。至於過程中她展現的是天賦異稟還是其他特質,根本無關緊要。
果然,僅僅9個月後,陳美玲就研製出了治療小細胞癌的藥方。初步試驗顯示,該藥確有療效,甚至能達到兩成的治愈率。
當然,新藥需經過三輪臨床試驗才能獲批上市,這注定是個漫長的過程。但無論如何,這已是人類在小細胞癌治療領域的突破性進展——要知道,小細胞癌致死率極高,患者往往承受著巨大的痛苦。
可就在新藥剛進入臨床第一階段時,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已按捺不住。他們願意承擔一切風險,甚至不惜花高價求藥。
這價格高得驚人:一支1億歐元。而理論上,要達到治愈效果,至少需要20支。即便如此,這些人仍通過各種近乎間諜手段的內部渠道獲取消息,想儘辦法走後門求藥。
但丁元英早已做好防備:他絕不會讓人打擾陳美玲的研究,更不會讓核心技術落入他人之手。任何試圖滲透進研究團隊的“間諜”,不僅難以成功混入,即便僥幸進入,也絕無可能將消息傳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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