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以詔書為律法：強宗豪右田宅逾製，以強淩弱，以眾暴寡，視同謀逆。
曆史第一次以律法手段，明確遏製和處理土地兼並。
到了新朝時期，王莽又頒布王田令，規定王田不得任意買賣…
黃宗羲說道這裡，插入一句話，“王田令的核心是將土地私有變為國朝公有，以此來斬殺土地兼並，陸天明實際上借鑒了王莽的辦法，隻不過他很聰明，十年為期，既讓朝廷掌控土地，也公平分配，用強大的武權保護土地…”
於時煌抬抬手，示意他繼續…
東漢時期，漢光武帝劉秀是豪強地主的代表，盛行豪強地主田莊製。地主土地所有權膨脹到極致，人身依附關係出現，農民開始變為佃戶。
漢末曹魏時期，朝廷直接控製的納稅人口急劇減少。流民人數不斷增多、大量土地撂荒，曹操接受棗祗的建議，以漢獻帝名義頒布《置屯田令》，推行屯田製。
民屯是國朝公有土地的變種，把勞動力強行與土地綁定，但隨著征戰結束，曹魏中期以後即開始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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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晉時期，朝廷頒布《戶調式》，土地公有向貴族、豪強地主私有再次轉變。
各級官吏按照官品高低，占有的土地不同，繳納租稅，擁有的衣食客和佃客也不受官府控製，僅為其私家所役使。在等級特權製保障下，大土地所有製急劇膨脹，形成了東晉南朝官僚貴族地主與士族門閥集團的大莊園製。
隋唐時期，西晉八王之亂後的五胡十六國，長期戰亂讓中原出現大量無主荒地。北魏統一北方後，孝文帝對土地製度進行了改革，下詔推行均田製。
起自北魏的均田製，解決大量無主荒地與流民的問題，而且也為其後的北齊、北周及隋、唐各代政權所繼承沿用。
唐後期人口急劇增長、土地兼並日趨嚴重，均田製走到了儘頭。唐德宗建中元年，楊炎主持製定了兩稅法，取消原來租庸調之法，分彆征收地稅與戶稅兩項，均田製正式瓦解。
唐末五代以來，分裂、割據、混戰，使北宋初年又出現了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先後清查耕地、鼓勵墾荒的法律法令。
由於墾田法對占有無限製，僅僅五十年，便出現了嚴重不均。
整個宋朝時期，不抑兼並，租佃盛行。
太祖驅逐韃虜之後，大明朝廷將土地和戶籍結合，推行賦役黃冊、魚鱗冊、裡甲製等，相互配合、相輔相成，共同治理。
但土地私有，必定會導致不斷流轉，百姓承受的賦稅越來越重，張太嶽開始推行改革賦稅製度，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將田賦，徭役，雜役分攤在田畝上，量地計丁，計畝征收，折銀征收…
黃宗羲到收尾階段了，這時候大聲道，“一條鞭法由桂萼提出，它繞過了土地問題，直接改革稅賦，關鍵不在土地，而在權力，推行一條鞭法的人掌權，它就是良法，失去權力，它就是殘民一條鞭。
從刀耕火種到現在，土地公有、私有，連續變幻四次，陸天明非常清楚，土地私有天然無法控製兼並，發展到極致，是大一統的毒瘤，必須把百姓從土地中抽出來。
他很聰明，廢除丁稅、廢除路引，大力承辦商號，把土地與稅賦斬斷，讓農民種田後，根據收入來發展商業，收商業稅，這樣不僅根除了兼並，提高農民積極性，還讓他們全部投入商業。
實際上百姓繳稅並不低，但繳稅多少完全由收入多寡來確定，你消費多，就繳稅多，你消費少，就繳稅少，不存在農民動亂問題。
但不論是何種形式，治國改革與土地不可分，土地變革與武權不可分，歸根結底，隻有武權才能保證治國理論的公平執行，隻有武權才是真正的改革。
江南現在錯了，那是因為黃某沒有武權，三百年後，江南錯沒錯，那是另一個問題，至少現在需要改革，離不開武權。”
李素深呼吸，“黃先生，上位還說過一句話，借來的權力不是權力。”
黃宗羲拱拱手，“若權力需要借，那它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好！”李素起身下結果，“李某可以作為你的說客，但我們要見到你的改變，光說不練可不行，黃先生有一個月時間，希望江南的士子依舊有聰明人，否則他們真沒存在的必要。”
“李議政放心，他們已經開始了，黃某在等待諸位一個承諾，你們很快就能看到，這塊土地永遠不缺聰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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