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剿江南巨商和士紳勢力後，朝廷終於迎來了多年未有的清朗政局。
這一場雷厲風行的“肅商之戰”，以蘇州王越斬賀家為開端，迅速震懾了整個南直隸。
隨後各府相繼整頓，頑固抗稅者紛紛伏法，私運通倭的商號也被一一查封，士紳階層原本盤根錯節的利益鏈條被徹底斬斷。
隨著地方秩序恢複，百姓重新拾起信心，田疇複耕，市肆再開，街頭巷尾又見炊煙起伏、商販吆喝，一切回歸正軌。
在這個關鍵時機，朝廷順勢而為，由內閣首輔徐謙牽頭，會同戶部、兵部、市舶司三方，聯手推出新的商稅法令。
這一套新政，以“輕其賦、廣其征”為指導思想，保留原有地稅體係，但對流通貿易重新分類，擴大稅基。
參考前朝舊例，朝廷將“商販”按經營種類、規模、營地分為四等，設有低至三厘、高至三錢不等的比例稅率。
凡有牌照商戶，按月繳納商稅，稅負平均分攤，既不逼良為盜，也不放縱富賈。
為鼓勵正經商戶經營，大明還設立“良商冊”，凡五年納稅無違，記錄良好者，得優先獲得官方渠道貨引、倉儲執照，甚至有資格參與軍需招標、禦用供貨。
對外貿易方麵，朝廷則借鑒了北宋時期“榷場”製度，重設各大港口市舶司，依沿海分區設立“通番稅則”，專收進出口之稅。
如廣州、泉州、寧波三大港口，根據商品種類、船隻噸位和交易額，重新定下定額稅率。
原先混亂的折衝、賄賂之風一去不返，市舶官員由朝廷親派監察禦史巡檢，不得私改稅額。
海外商賈初時頗感震動，擔憂朝廷要收網，不料新政一出，卻發現規則清晰、手續簡便，反而比從前那種靠送禮打通關係、層層剝皮的舊法來得更省錢。
如暹羅國商船、琉球貢隊、葡人牙行、胡商馬幫，都在新稅法下順利通關，交易繁盛，國庫日進銀兩如山。
新稅法推行半年，僅南直隸一地，便為國庫增銀兩千八百萬。
若加上江浙、閩廣等地的海關收入，大明國庫每年穩定新增八九千萬兩，實為盛況空前。
朝廷因此得以撥款修河工、補軍械、賑災荒、助學堂。
江南百姓尤其受益，織造業、印染坊、瓷窯、紙坊等民營作坊重煥生機，百工安業，青壯不再逃稅謀亂，反而爭著納稅取信。
各地知府更以“納稅人數增長率”“正稅比重”列為考評之重，清吏清法，吏治煥然。
坊間傳言，“從前朝廷收稅是收命，如今收稅是收心”。
百姓從初的觀望，到後來的認可，再到如今的主動配合，皆源自一條路：“公正而有序”。
正如徐謙在一次內閣會議上所言：
“商者流通天下之財，稅者天下安定之基。利不聚富門，稅不壓寒士，此乃大治！”
後世稱這一年為“大明商律元年”，更有學者將其與唐朝均田製、宋朝市舶司並列，稱為“稅製三大治”。
徐謙因此名重朝野，王越亦因“清江南賊氣、定商賈之亂”名留青史。
而大明，從此邁入一個全新紀元：
商路通，稅賦明，國富而民強。
......
自從完成對江南士紳階層的整頓，以及推動新式商稅製度之後，大明朝政壇一度回歸清明。
那是將近一年前的事了。
這一年來，江南士紳被連根拔起，原本依附於他們的地頭勢力與海寇也因此失去依仗，如無頭蒼蠅般在沿海橫衝直撞。
他們失去了“義士”之名，再無可供遮掩的外衣.
如今，徹底墮為真正的盜匪。
溫州郊外，三十戶民宅被焚為灰燼；
寧波港內，官府的鹽倉被徹底洗劫；
更有甚者，有賊人喬裝成海商混入市井，夜間悄然出擊，襲擊沿海鄉鎮，焚學塾、屠漁村，雞犬不留。
一位從福建被劫村莊中救出的老人，披頭散發、渾身血汙，跪在軍前，聲淚俱下：
“倭賊屠我妻兒滿門！我求陛下，莫講仁義道德，也莫再講詔安招降,殺過去，殺到他們老巢去！”
老百姓的憤怒，如怒濤般在南方蔓延開來。
他們不再相信招撫，不再信任談判，眼中隻有一條路：揮軍東進，征討倭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