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令人意外的是，殺了這幾位甲級戰犯後，徐聞卻未再動手。
殿上卻無動靜。
見氛圍冷的差不多，徐聞緩步而下，一步一步走近眾大名，聲如洪鐘：“爾等雖曾拒命，然多因政局所迫、幕府脅迫，今日既已投誠，便是大明臣民。”
“念爾等原為此地舊主，未必皆逆命為亂，故設‘宗藩製’以待忠順。”
“今擬設一百零八藩，為‘藩鎮封邑’，凡初降明軍、有功戰陣者，皆得世襲其一，三代不遷。”
話音一落，諸大名皆一愣。
還未從“天下歸郡縣”的驚訝中回過神，便又聽得“封百八藩，世襲三代”的好消息。
大殿中一片嘩然，有人麵露驚喜，有人半信半疑。
徐聞舉手示意，繼續言道：“然，藩隻傳三代，不可複設私兵，不得乾預縣政，不得與郡官交結，否則削藩逐家，終身不得仕。”
“每藩至多養士不逾千人，其職不過為地方輔軍；其族不得再兼商賈，不得設私府、懸私印，違者如叛。”
這番話，說得斬釘截鐵。
徐聞並未打算保留日本舊製諸侯那種“半獨立”的狀態。
他要的是，可控的地頭蛇，不是再長牙的豺狼。
聽完這番詔言，在座的許多大名心中波瀾再起。
伊達、細川、毛利、黑田……這些世代強藩的老牌家族，都已意識到，他們的“國”已亡，家族的“國政”終止，而後代將不過是明帝國冊封的鄉吏、侯臣。
但他們也明白，在這種局勢下，這樣的“待遇”已經是仁政。
總歸比被斬殺當初的幕府重臣要好。
連天皇都被廢去皇位，流放漠北苦寒之地了，他們這些大名可以世襲三代，已經很好了。
就在眾人胡思亂想之時，徐聞一拍禦案：
“初封之日，亦是授勳之刻，凡今之歸順大名，分為三等！”
“首批隨軍出征、助明軍破敵者，稱‘輔藩’，賜地千町，子爵世襲。”
“中途納降、守土未亂者，稱‘順藩’，賜地五百町，準男爵世襲。”
“遲疑不前、搖擺不定者，稱‘附藩’，賜地百町，爵從議定。”
“凡附藩以下，不得再稱‘大名’。”
這番話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分功賞位、定律賜地，一切有據。
更重要的是，徐聞給了大家一個“歸屬帝國”的正當身份，而不是“喪家之犬”的羞辱角色。
這便是徐聞的高明之處。
他沒有完全砸爛舊秩序，而是以朝廷體製兜住地方精英，將這群原本可能反複無常的藩主，收編成“帝國藩屏”。
當日午後，封爵詔令宣讀，賞地、賜田、分工、設製，步步穩妥。
不到兩個月，全日本的舊大名已九成入藩，皆遞表誓效明廷。
所有藩主被削去實權，重新授以地方行政官銜，按等級編入文、武職官體係，僅保留象征性封號和部分俸祿。
同時，大量儒生、官吏、工匠、商賈自明土渡倭，建立書院、督學館、明製工坊、錢莊、監營司，使各地行政、經濟逐步與中土接軌。
徐聞深知文化同化勝於武力征服，於是設立“皇明書院”，在東都設三大學堂，教授漢文、四書五經、律令製度與農本理政之道。
日本原有的寺院學問所被改為“縣學”，並入皇明教統。
令降將之子必入官學，學習明製，接受禮教訓導。
大量日本少年開始改用漢名、著明服，甚至在東京街頭以“孔子曰”作答。
京都貴族婦人以能讀《大學》《禮記》為榮，日本社會上層漸染儒風，禮儀製度亦大為整肅。
為了根除反抗根源，徐聞迅速整編倭地兵製。
原幕府軍被分拆編入明軍體係，改製為“征東協軍”，統一訓練、統一指揮；
明軍設立“都察司”督察地方武裝動向；
禁止私設兵營、私養武士，凡持兵不報者，視為叛逆處死。
而麵對頑固不降的殘餘勢力，徐聞采取分區清剿、連坐壓製與政治招撫並用之策。
最著名的是“關東餘孽三年剿滅戰”。
那些逃入深山或聯合海盜騷擾海岸的舊幕府死忠，被分為十三股勢力，活動於箱根、日光、越後、佐渡等地。
徐聞任命孫子徐昭為“東征使”，統領五萬兵力，分批掃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