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富貴也早已厭倦了家鄉人的宴請，可是沒有辦法。在這塊土地上生長，也是在這裡被保護，總不能讓鄉親們覺得自己忘恩負義吧。可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企不是令本就貧困的鄉親們更加貧困了嗎？
”富貴啊，你這話我就不愛聽了。咋的?鄉裡鄉親的，又都吃的是咱自家的飯，難不成還說咱腐敗嗎？再說，你給鄉親們辦了那麼大的好事，不表示表示，那都不算一村人。“支書帶幾分醉意地說道。
說起來，村黨支部書記算不上什麼大乾部，但卻有絕對權威，在村裡那是一言九鼎。汪富貴聽了老支書的話，已經被他吐出的滿嘴酒氣熏暈了，他心裡也一直為自己的”空手套白狼“自鳴得意呢。隻是在北京公司裡，他不能表現出來罷了。
”支書，瞧您老說的，我這些年還不是靠鄉親們幫襯著嘛。“汪富貴說道。
一直以來，汪富貴覺得自己缺的是枕邊人的敬仰。前妻曾和自己一同創業，在公司業務走向正軌後，前妻標榜的是她的付出。
前妻是北京人，是到汪富貴老家插隊的知青。有文化，人長得漂亮，她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在偏遠地區勞動改造。那時，汪富貴從新疆回故裡，在大隊做宣傳乾部，負責寫寫畫畫，整天跟在支書身後，像是支書的秘書一樣。
汪富貴被這個北京女知青吸引，因為她字寫得好，說話聲音也好聽。接觸了一段時間，發現這女知青和自己有相似的經曆，於是兩人彼此惺惺相惜了。他們情定終身時，女知青的父母還沒”摘帽“。儘管汪富貴好話說了幾車皮，女知青也沒能參加高考，因為她的政審不過關。
他倆結婚時，婚禮是在隊部，由支書一手操辦的。當時還給了汪富貴現在的前妻，那時的下鄉女知青一個頭銜：”紮根農村鬨革命的好青年“。如果不是這樣，村裡人都覺得汪富貴找這麼一個落後分子，是配不上他的。鄉親們似乎忘了，汪富貴的老爸是怎麼被”發配邊疆“的，用汪富貴的話說，他和前妻就是”半斤八兩“。
都說人生如夢，又說曆史往往就是一出戲。想想還真不假。和汪富貴結婚沒多久，女知青的父母就平反了，接著自然是被接回了北京，受到一係列的照顧。高中沒畢業的前妻，在大學附中做班主任。她一直憤憤不平的就是當年沒能參加高考。
好在中國有一批初、高中學生叫”老三屆“，他們是中國教育史上的特殊存在。他們響應號召上山下鄉，那時他們還沒有畢業，沒有文憑，但據說水平遠超他們的學弟學妹們。前妻就是這樣的一位”老三屆“。汪富貴感覺，如果不是後來自己到北京發展，前妻可能早就提出婚了。
尤其她那個家，是汪富貴一生的痛。每次去，都見丈人正襟危坐，他買再多的東西都不會多看他一眼，也從來沒留他吃過飯。他隻坐過他們家客廳的沙發，連衛生間都沒上過。真的是：誰難受誰知道。外人都認為是他前妻和他共同創業，其實，前妻隻是做了公司的財務，並沒”下海“，用他前妻的話說就是”死也不會丟掉鐵飯碗。“
想想這麼多年，都是自己一個人返鄉，汪富貴並不覺得沒麵子，可他缺失的是來自生命中另一半的認可。他甚至想，如果再晚些時候，說白了，等到前妻的父母平反了，她回京了，應該就不會和自己結婚了。
正當村裡男女老少聚在村部，開懷暢飲，推杯換盞地感謝汪富貴，感謝他把廠子辦在村裡，把學校也辦在村裡，娃上學近了，還一畢業就有了工作，還都在家門口。
”你們說說咱富貴他就是個大善人呐。“這樣的話，汪富貴真的聽膩了。
警笛刺耳地尖叫著，兩輛警車呼嘯而來，橫衝直闖地就進了隊部的院子。人們驚訝地轉過頭，隻見兩輛警車停在了村部院門口。身著警服的警察迅速跳下車，個個麵容嚴肅地走進村部。
警察們走到汪富貴麵前，一位警官向他出示了相關證件，並宣布他涉嫌違法，請他立即跟他們回京接受法院調查。
村民們頓時一片嘩然，大聲議論著。他們不相信自己心目中的大善人會犯法。
汪富貴對支書笑笑，就起身跟警察一起走出了村部，他始終抬著頭，目光堅定沒有絲毫的恐懼。臉上依然掛著微笑。
警車的聲音漸漸遠去，留下了一群既震驚又困惑的村民，他們圍攏在支書身邊，都說是有人想禍害村裡，一定要把這個人揪出來。
”支書，您老想想辦法啊，富貴一定是被冤枉啦。“
”是呀，富貴可是咱們眼瞅著長大的，憑良心說，心裡裝的都是鄉親們，自己除了念書，啥也不沾，我看比那些貪官強多了，害這樣的人，天打雷劈。“
支書聽著鄉親們的議論，心裡倒是踏實了些，還好，富貴在鄉親們心裡是個好樣的。這就好辦。他安撫著大家，答應去走動走動。可他心裡沒底，鄉裡的事咱能問個明白，北京的事咱一個鄉下人，摸不著門啊。支書真的犯了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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