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鳴哥，你怎麼總說過來，卻一直沒有動靜啊？我們都等急啦。”李軍在電話裡對呂一鳴說。
的確，呂一鳴早已經忙完了亞運會，本來想辦完紀念長征六十周年的慶祝活動，就啟程去廣東。但，老爸卻一病不起。
“唉，一直沒跟你們說，我老爸病了，醫院建議放支架，他不乾。一直保守治療呢。”呂一鳴語氣中流露出疲憊。
“那，你還是先彆過來了。在北京繼續乾唄。也挺好的。”李軍安慰著呂一鳴。
“啊，你找我不會有什麼事吧？有什麼話就直說。”呂一鳴和李軍雖然很久不見，但說話還是發小的口氣，交情一直都在。
“我們打算去香港碰碰運氣，我媳婦她現在做家政，最近我們調查了，感覺那邊養老行業需求很大，想看看。本來想著請你給策劃策劃的。”李軍說。
“你小子真行啊，那你們怎麼過去啊？”呂一鳴不禁問。
“我那老二是香港生的，香港居民，我倆就算探親。”李軍說。
“哈哈，這空子讓你們鑽得。成，回歸前我就靠著你了，我也算有個香港親戚啦。”呂一鳴拿李軍“開涮”總是那麼信手拈來。
“嗬嗬，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儘管說。”李軍在拍胸脯了。
九七回歸前的香港，人心浮動，有不少香港居民忙著移居海外。而中英談判還在艱難進行，中方態度十分堅決，九七年，無論用什麼樣的方式都要收回香港。
在這個動蕩的時期，香港的街頭彌漫著不安和焦慮的氣氛。人們紛紛議論著香港的未來，回歸後的香港會是什麼樣子？
然而，迷茫也伴著清醒，香港工商界人士，積極回應中央政府決策，港人治港的呼聲愈發高漲。愛港、護港的香港人堅定地相信香港的未來，他們積極組織民間團體，參與基本法的討論，以極大的熱情投資內地，對改革開放中的市場經濟起到了推動作用。
港貨成了時尚的代名詞。在北京，如果有人說你：“夠港的”，就是誇你很時髦。港貨中的服裝，電子表是標配，同時湧進內地的還有帶著港腔的電視劇，流行歌曲。
廣東毗鄰香港，粵港之間從語言到風俗多共通。深圳成立特區後，許多港人跨過深圳河，到內地辦廠，雖然隻是來料加工，卻一時間把深圳從“小漁村”變成了“世界電子工廠”。而來深圳的人，雲貴川占了不小的份額，他們在工地、在工廠流水線上奉獻著青春。在深圳的街道上轉轉，你看到最多的是湘菜館、川菜館，而且是正宗的川湘味道，不像是江南那樣被改造的川湘味。說明許多川人把深圳當成了第二故鄉。
“我之前好像沒跟你說過，我們策劃了一個慶祝回歸的活動，跑了好多年了，估計最近就快辦成了。到時候，我拍下來把帶子給你寄過去看看。”呂一鳴說。
“好啊，我們這麽多年沒回去了，挺想北京的。對了，宋美然讓我問問，你老爸為什麼不願意放支架啊？是怕手術有風險嗎？”李軍說。
“哪兒啊，我老爸說什麼都不願意用進口的，我們那邱大教授又說國產的不過關，事情就這麽擱著了。”呂一鳴顯得很無奈。
心臟搭橋手術，尤其是放置支架，對患者的身體狀況要求極高。呂逸飛年事已高，還患有基礎病，手術風險不言而喻。九十年代支架技術剛剛引入國內，手術經驗不足，一切尚不成熟，更增加手術的不確定性。呂一鳴為此而發愁已經很長時間了，而且，他發現老爸也像之前老媽一樣，一時清醒，一時糊塗。一會兒說：我已經活得夠老了，再活下去沒什麼意義了。與其浪費糧食，不如去肥一塊地。一會兒又指著呂一鳴的鼻子說，你小子乾點兒正事，我等不及了。
呂一鳴心情沉重，哪還有心情辦什麼婚禮啊。呂逸飛住的軍隊醫院，總有老戰友來探望。群莉娘向童教授請了長假，來照顧呂逸飛。
“一鳴，我們那位說，用了進口的支架，告訴老人家是國產的就行，擔心技術的話，北京的軍隊醫院應該沒有問題。關鍵是術後的護理。她已經護理過好幾位這樣的老人了，要不我讓她回去一趟？”李軍在電話裡對呂一鳴說。
“也可以跟老人家說是香港產的。他一定會接受的。”宋美然搶過李軍手裡的電話對呂一鳴說。
“好的，先謝謝你們，我們也再商量商量。”呂一鳴嘴上感謝，心裡還是很擔心，他一直覺得老爸年紀大了，做手術的風險太大。
李軍的二兒子在香港上小學一年級，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因為要過關，去等校車。下學後自己過關、過安檢，返回深圳。
雙非子女，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特殊群體，他們的父母都不是香港居民，因為出生在香港，可以在香港接受教育。至於為什麼會出生，他們卻擁有著相同或者相近的理由。那就是內地計劃生育，所以父母為他們選擇了出生地香港。他們在香港的學校裡學習，與香港本土學生一起成長，卻有著不同的身份和背景，有著不確定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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