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文件中，對“九五”時期實現第二步發展戰略目標作出新部署：到2000年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基本消除貧困現象，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加快現代企業製度建設，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
2010年的主要奮鬥目標是：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
這個《建議》中強調，實現奮鬥目標的關鍵，是經濟體製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轉變。
“寧叔啊，之所以我說這個目標定少了，就是因為這十幾年我們更多的是在打基礎，或者說是在做準備，現在已經準備的差不太多了，所以未來那就是全力往前衝了。
而且我們入關，啊，現在是入世談判，已經這麼多年了，我估計也快差不多了，跟其他國家的談判，嗯，也都進展到一定程度了，無非就是有個最主要的國家在不斷刁難，但我覺得遲早會達成協議的。
一旦入世以後，我們的對外出口，會享受更好的待遇，不需要再經過香江了，那個時候的發展速度也會更快了。”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上的數據，2000年gdp是.5億元，2010年是.0億元，應該算是翻了兩翻。
也就是前世在10年間，gdp達到了原來的4倍，是製定的目標的兩倍。
這恐怕是當時製定目標的時候想不到的。
“6月份的時候，京城有一個圍繞國企改革的爭論，挺有意思的。
那是發生在我們學校。
京城大學有一個經濟研究中心。
這個研究中心的兩位老師，一位林教授，還有一位張教授，兩個人關於深化改革，還有國有企業產權問題，搞了一次學術交流，或者叫爭論，我們學校叫做交火。
那次爭論，媒體進行了許多報道。
國企改革深化階段，學界對改革路徑存在“產權改革”與“市場化路徑”的重大分歧。
那位林教授認為：國企目前的困境，源於曆史遺留的戰略性政策負擔。國企改革應剝離戰略性政策負擔和社會性政策負擔，通過硬化預算約束與公平競爭環境激發活力，強調政府乾預對構建內生性經濟策略的必要性。
國有企業問題的關鍵是‘委托代理人’之間，是否會產生道德風險的問題。
而張教授的想法是相反的，他主張：國企產權主體虛置問題需通過民營化解決，剩餘索取權與控製權的對稱安排，才是改革核心。負責經營決策的人應該享有剩餘索取權和控製權，讓真正承擔風險的資產所有者選擇經營者，優先成為企業家，才能保證真正有經營能力的人占據經營者崗位。
當一個經濟中，不允許個人成為財產所有者時，就等於失去了判斷經營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國企改革的出路是民營化，將企業中的國有資本變成債權、非國有資本變成股權。應建立法治框架保護私有產權。”
“宇寧啊，我倒覺得這位張教授說的有道理，現在西方，北美也好，歐洲也好，甚至包括日本，很多國家都是在采取民營化的路徑。”
“寧叔，我倒覺得未來國內在經濟領域更多的會采用那位林老師的理論。
如果按照張教授說的，完全民營化，實際上他的理論更接近於北美7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學派。
那個學派的核心，就是股東利益至上的原則。
如果是這樣，未來國內會演變為以利潤為核心，而不是以增強國力為核心。
實際上國內現在的發展戰略，在我的眼裡，就是4個字，重回巔峰。
所以，國內在大部分領域中，必然是由國有大型企業為核心。比如搞成國有獨資公司，國有集團公司這樣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