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張騫出使西域以及漢武帝打敗匈奴，漢朝廷在西域先後設置了河西四郡、西域都護，使當今所謂的絲綢之路的東段與中段處於西漢王朝統一的經營與管理之中。
絲綢之路東、中、西全線貫通，保障了道路上的商品交流、文化往來的通暢，促進了絲綢之路的空前繁榮，成為中西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
正是由於張騫及其出使團隊為絲綢之路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所以司馬遷將絲綢之路開辟，稱之為“鑿空”。
曆史上絲綢之路沿途各地的安定與戰亂，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與斷絕。也就是說，不同的曆史時期絲綢之路的通暢程度也相應不同。
“絲綢之路”作為華夏明清之前東西方陸路交通最主要的通道，包括了綠洲路（大絲道）、草原絲綢之路、西南夷道（或稱“緬甸路”、“驃國往婆羅門路”）、青海路（或稱“唐蕃古道”、“吐蕃往尼波羅路”）等主要分支在內，共同構成了龐大的陸上絲綢之路體係。
其每一段都有許多岔道，並非一條固定通路。其東段的分支狀況主要受製於如何便捷穿越六盤山、渡過黃河而出現的幾個道路節點；中段主要是在不同綠洲之間的穿插跳躍。這幾條道路上的分叉節點，基本都是古代城鎮重地或軍事關隘。
曆史上穿越絲綢之路的著名人物，幾乎沒有一個人是沿同一條通道走下去的，通往西域的道路選擇，除自然地形的製約之外，主要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決定的。
絲綢之路的暢通，是東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有力保障。
在政治交往方麵，有著諸多確切的史料記載。自張騫通西域之後，綠洲之路的暢通，促使漢帝國與西域諸國的聯係空前加強，漢朝赴西域的使者“相望於道”，西域諸國回訪漢朝的使者亦不絕於途。
如東漢的甘英，曾出使西方，遠達波斯灣一帶；唐代除各國大量的使者往來之外，許多國家常“質子於唐”，也就是國王或首領將自己的兒子派遣至唐長安做人質，以求得唐朝的信任。
如公元7世紀中葉，薩珊王朝受到大食的攻擊，薩珊王子卑路斯便前往唐朝求援，後因薩珊王朝被大食所滅，卑路斯遂在長安終其一生。
絲綢之路，無論是陸路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猶如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巨著，在人類曆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部“史詩巨著”不僅描繪了古代華夏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壯麗圖景，還深刻地影響了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融合。
在經濟交流方麵，除過上述提及的玉石、絲綢和金銀器等貴重之物，憑借絲綢之路這條大通道，曾有種類繁多的物品交流。譬如，從西域和中亞一帶進入中原地區的植物品種包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等等；引進的動物（包括珍禽異獸）主要有：汗血馬、長頸鹿、獅子等等。其他珍奇物品包括：珊瑚、琥珀、瑪瑙，還有毛織物如海西布等等。這些物品，極大地豐富了中原地區的物種。
與此同時，從中國內地傳至西域及西方諸國的物品亦非常之多。例如，傳入西方物品除過中國的漆器、鐵器等之外，植物品種有桑樹、茶樹、梨樹、桃樹、杏樹、邛竹等，中藥材有大黃、肉桂、黃連和茯苓等。
在宗教傳播方麵，東西方有著頻繁而深入的交流。源於印度的佛教，於東漢時就沿著絲綢之路傳到中國；源於西亞的祆教（亦稱拜火教），於南北朝時期傳入內地；至隋唐時，又有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先後傳入中國。
這些外來宗教逐步本土化，其中佛教對華夏傳統文化的影響最大，本土化也最為徹底，典型的例證就是以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和麥積山石窟等為代表的大型石窟，以及寺院和佛塔等佛教建築文化遺存在華夏境內比比皆是，形成了華夏特色的佛教文化。
在科技、藝術等方麵，同樣存在廣泛交流。例如華夏的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技術、指南針、建築技術等經由絲綢之路傳入西域甚至遠達羅馬，而西方的馬戲、潑胡乞寒戲、波羅球戲等，以及樂曲歌舞中的天竺樂、安國樂、康國樂、龜茲樂和胡旋舞等等，也陸續傳入華夏，為華夏文化增添一抹異域風情。
絲綢之路大通道對東西方社會之間的文明交往演進，產生過重要影響和積極意義，甚至對整個人類社會文明的大發展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世界文化遺產涉及33處遺址點，都屬於絲綢之路道路係統中的東亞、中亞部分路段上的重要節點，東西跨距五千多公裡。
華夏共22處曆史遺址，其中，甘隴省5處：麥積山石窟懸崖峭壁上泥塑瑰寶與險峻自然完美融合的佛教藝術殿堂、炳靈寺石窟黃河岸邊的千年石窟藝術寶庫、鎖陽城遺址雄踞戈壁荒漠之中的瓜州古城、懸泉置遺址塢堡式院落建築驛站、長風幾萬裡，吹度玉門關的玉門關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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