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們的農事事務所培育了一種早熟高粱，生長期比普通高粱短二十天，能避開汛期和蝗災高發期，很適合在受災地區種植，這個就是419號高粱，還有高產的金皇後玉米。”
“至於畜牧業，”百川話鋒一轉，目光看向張萬和，我覺得張萬和部長以前提議不錯，那就是搞‘牧民合作社’，把散戶的牛羊集中起來，統一管理、統一防疫。
我以前在綏遠見過，散戶自己養牛羊，冬天缺飼料，牛羊餓死不少；要是搞合作社，建集中的飼料倉庫，冬天統一分發，再配專門的獸醫，存活率至少能提高三成。
另外，還能跟咱們的肉製品加工廠合作，合作社出欄的牛羊直接送到廠裡加工，既能保證牧民的收入，也能穩定咱們的肉食供應。”
其實曆史上閻錫山主政山西及後來管轄綏遠1928年綏遠建省後，閻錫山曾兼任省主席）期間，始終以“造產救國”“建設西北”為核心目標，立足兩地資源稟賦與地理特征，係統性推進農業穩固、水利興修、工業奠基與經濟整合，試圖在動蕩的時局中構建相對獨立的區域經濟體係，推動兩地從傳統農耕社會向近代化轉型，其一係列舉措雖受時代局限存在不足，卻也深刻改變了兩地的經濟麵貌。
在農業發展層麵，閻錫山深知農業是區域經濟的根基，針對山西多山地丘陵、耕地零散且降水不均，綏遠多草原荒地、亟待開發的差異，製定了差異化策略。
山西境內，他將農業改良納入“六政三事”六政含水利、蠶桑、種樹等，三事為禁煙、天足、剪發）核心內容，從品種改良、耕作技術革新與生產組織優化三方麵發力。
為應對山西頻繁的乾旱問題，政府引入高粱、穀子的耐旱高產品種，在晉北乾旱地區推廣，同時在晉中平原試種從國外引進的改良小麥，通過農業試驗場進行品種培育與試種，成功後再向農戶推廣。
針對山西農民長期種植單一糧食作物的習慣，閻錫山政權鼓勵種植棉花、芝麻、煙草等經濟作物，在晉南運城、臨汾等地開辟棉田，設立棉花收購站，以高於市場的價格收購，調動農民種植積極性，既增加農民收入，也為後續發展輕工業儲備原料。
此外，為解決耕作技術落後、農戶分散經營效率低的問題，政府設立農事講習所，在各縣培養農業技術員，深入鄉村指導農民使用新式農具如改良犁、播種機），推廣深耕、輪作等科學耕作方法。
同時倡導“合作墾殖”，組織農戶成立互助組，共同開墾山地、改良鹽堿地，僅1917至1927年間，山西新增改良耕地達百萬畝以上，糧食產量年均增長約5，基本實現省內糧食自給。
綏遠地區的農業發展則以“放墾實邊”為核心，依托廣袤的荒地資源吸引移民開墾。閻錫山政權製定了寬鬆的墾荒政策：凡從山西、河北等地遷綏的農民，可免費獲得一定麵積的荒地，開墾前三年免征賦稅，政府還提供種子、農具貸款。
這一政策吸引了數十萬移民湧入綏遠，僅1928至1933年間，綏遠新增墾殖土地就達30萬頃，其中豐鎮縣耕地從1931年的頃增至1935年的餘頃，集寧縣從頃增至餘頃，涼城、興和等縣也有顯著增長。
為保障墾荒成效，政府在綏遠設立墾務總局，統籌土地丈量、分配與糾紛調解，同時在各墾區設立農事指導站，推廣適合當地氣候的作物如耐寒的蓧麥、耐旱的糜子），指導移民修建簡易灌溉設施。
隨著耕地麵積擴大與耕作技術改進，綏遠糧食產量大幅提升，不僅滿足了當地駐軍與民眾需求，每年還能向山西、河北等地輸送糧食數十萬擔，成為華北地區重要的糧食產地。
水利工程的興修是支撐兩地農業發展與經濟穩定的關鍵，閻錫山政權將水利建設視為“百年大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推進。山西境內河流眾多但分布不均，晉南有汾河、涑水河，晉北多季節性河流，針對這一特點，政府確立“開渠為主、鑿井修池為輔”的水利方針，1917年起在全省範圍內掀起水利建設熱潮。
在晉南，重點整治汾河沿岸渠道，疏浚舊有灌溉渠係，如臨汾的通利渠、運城的姚暹渠，通過清淤、拓寬、加固堤壩，提升灌溉能力。
在晉中，陽曲、太原等39縣新開或疏通乾支水渠156條，其中榆次永濟渠在士紳提議下，由政府撥款重修，曆時兩年竣工，新增灌溉麵積2.2萬餘畝，惠及周邊數十個村莊。
清源縣今屬太原）白石河渠因年久失修無法通水，財政廳專門撥付1.3萬元貸款作為工費，組織村民修繕渠道與水閘，解決了當地千餘畝農田的灌溉難題。
同時，針對晉北乾旱少河的情況，政府鼓勵各地鑿井、修蓄水池，1918至1925年間，全省共鑿井3300餘眼，修築蓄水池8處，僅晉北朔縣、大同兩地就鑿井500餘眼，通過井水灌溉，使原本隻能種植耐旱作物的旱地轉變為可種植小麥、玉米的水澆地，累計新增灌溉麵積72.9萬畝，有效緩解了山西的乾旱壓力。
綏遠的水利建設則以黃河河套地區為核心，聚焦“引黃灌溉”與“排水防澇”。1928年，閻錫山撤銷原有的包西水利總局，將河套水利事務劃歸綏遠省建設廳直接管理，次年又成立包西各渠水利管理局，統籌規劃各乾渠的修繕與新建。
當時河套地區雖有舊渠，但多因年久失修、缺乏排水係統，導致農田積水鹽堿化，水利管理局成立後，首要任務便是開挖退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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