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經過一天的休整，黃祥卻主動請纓，請求出戰。麵對黃祥的請戰，張好古並未立刻應允。他深思熟慮後認為，目前的情況還算樂觀，自己的行動似乎並未泄露。
既然已經抵達了前沿陣地，即便此刻被清兵發現，他們也完全有能力邊打邊撤。雖然這樣可能無法取得明顯的優勢，但戰略目標已然達成——明軍成功進入了清軍的腹地。
如此一來，清軍若再對大明發動進攻，必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來保護後方。
對於遼陽的打法，還是偷襲為上，既然行軍沒有暴露，那就還是按照原計劃進行。
還有一百裡地，也是關鍵的最後一步，怎樣能不暴露的情況下讓大部隊運行到遼陽城下。
現在遼陽城有老城和新城，在太子河東西兩麵。
對於怎麼打法，張好古從準備攻打到現在，一直都是在想。
打下新城的政治意義大，畢竟是曾經的後金都城。
天啟元年三月，努爾哈赤的鐵騎踏破遼陽城門，這座明代遼東重鎮的陷落，不僅意味著軍事上的勝利，更預示著後金政權發展軌跡的重大轉折。當八旗將士還在為戰利品歡呼時，這位女真領袖已做出戰略抉擇——定都遼陽。同年八月，太子河東岸的夯土聲揭開了東京城營建的序幕。
這座與遼陽舊城隔河相望的新都，將成為後金政權從部落聯盟向國家形態轉型的關鍵舞台。努爾哈赤在此實施的係列改革，不僅重塑了政權架構，更推動了女真社會與中原文明的深度交融，為清王朝的崛起埋下伏筆。
東京城的營建過程體現了後金政權對中原築城技術的吸收與創新。
菱形的城垣平麵打破了女真傳統聚落的隨意性，一千多丈的周長雖不及明代城池恢弘，卻通過磚石合築實現了防禦升級——牆心夯土中夾雜的廢舊石碾、石碑碣，既是工期緊迫的見證，也暗含著對前朝文明的再利用。
八座城門以滿漢雙語題額，地載、福勝等命名既承襲《周易》思想，又融入滿族對自然的崇拜。
城內功能分區尤為顯著：八角殿以十六根排柱撐起的黃綠琉璃瓦頂，彰顯著汗權與天命的聯結；汗王宮占據製高點，兩丈高的夯土台基將生活空間與政務場所物理分離；而撫近門內的彌陀禪寺，則預示著藏傳佛教將在此獲得發展空間。
這種宮殿、壇廟、市井兼備的格局，標誌著女真建築從赫圖阿拉時期的木石雜築，向成熟都城體係的跨越。
東京城的政治變革同樣具有劃時代意義。天啟二年實施的八貝勒共治國政，看似是軍事民主製的延續，實為權力結構的精密重構。
八位貝勒並肩議政的表象下，是努爾哈赤對異姓貴族的係統性清洗——通過將國汗廢立權、司法裁決權集中於愛新覺羅家族，後金統治集團完成了從部落聯盟到世襲王朝的蛻變。
這種變革在東京城建築布局中具象化呈現：八角殿與汗王宮的分離，對應著政務與生活的製度性分野；門額滿漢並書的細節，則暗示著統治策略的轉向。當
漢官住宅區與貝勒府邸比鄰而建時，這座城池已成為容納多元政治力量的特殊容器，為後續的蒙漢整合埋下伏筆。
東京城因此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都城，更是後金政權進行政治基因改造的實驗室。
東京城的經濟改革同樣深刻影響著後金社會的發展軌跡。天啟年頒布的計丁授田令，將遼東無主之田按丁分配給滿漢人家，這一舉措打破了女真傳統漁獵經濟的局限，使後金社會迅速融入遼東發達的農耕體係。
汗王宮西側商業區的興起，八角殿周邊綠釉磚鋪就的官道，無不印證著土地改革帶來的經濟活力。更值得關注的是努爾哈赤對宗教資源的整合：厚葬囊素喇嘛並敕建喇嘛塔，六十三戶諸申的賦稅供養，既是對藏傳佛教勢力的拉攏，也為日後蒙滿聯盟埋下伏筆。這種經濟與宗教的雙軌策略，在東京城建築中得到物質化呈現——彌陀禪寺的選址緊鄰漢官住宅區，暗示著通過宗教紐帶緩和民族矛盾；而城外護城河的修建，則折射出經濟繁榮催生的防禦需求。
當蒙古二旗在天啟二年正式設立時，東京城已不僅是軍事要塞，更成為多元經濟形態交織的熔爐，為後金政權向清王朝的轉型提供了物質基礎。
東京城的四年，見證了後金政權從部落聯盟向成熟國家的蛻變。努爾哈赤在此推行的政治清洗、土地改革與宗教整合，如同八角殿黃綠相間的琉璃瓦，將不同文明要素熔鑄成新的政治光譜。
當天啟五年遷都沈陽時，東京城已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這座周長一千多丈的菱形城池，不僅以磚石構築取代了木石雜築，更在文明碰撞中鍛造出清王朝的雛形。從八貝勒共治到蒙古八旗雛形，從計丁授田到藏傳佛教推廣，東京城的每塊城磚都銘刻著這個新興政權漢化轉型的印記，最終為清軍入關奠定了製度與文化的雙重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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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新城對於張好古來說是必須要攻克的目標，這不僅是一場軍事上的勝利，更是對皇太極的一次沉重打擊。因為這座新城對於皇太極來說意義非凡，如果張好古能夠成功攻下它，將會極大地削弱他的實力和威望。
然而，除了新城之外，還有一座舊城。這座舊城始建於洪武朝，曆史悠久，見證了無數的風風雨雨。它或許沒有新城那麼重要，但也絕對不容小覷。畢竟，它也是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一個阻礙，而且可能隱藏著一些我們未知的秘密和資源。據悉老城有很多漢人奴隸，這是張好古的主要目的。
在洪武壬子年的時候，由於遼陽舊城的失守，都督馬雲和葉旺決定將其改建到這裡。這座新建成的遼陽城周長有十六裡二百九十五步，城牆高達三丈三尺，城池深度則達到一丈五尺，周圍的長度為十八裡二百八十五步。
此時的遼陽城呈現出方形的形狀，共有六個城門。其中，南門有兩座，左邊的叫安定門，右邊的叫泰和門；東門也有兩座，南邊的是平夷門，北邊的是廣順門；西門隻有一座，名為肅清門；而正北方向則是鎮遠門。每個城門都建有樓閣，顯得頗為壯觀。
此外，遼陽城還有四座角樓，分彆位於東南、東北、西北和西南四個方位。東南的角樓名為籌邊樓，東北的是鎮遠樓，西北的是平胡樓，西南的則是望京樓。同時，城內還建有一座鐘樓和一座鼓樓。
由於這座方形城的位置在南城，所以人們通常將其稱為“南城”。然而，到了洪武己未年即洪武十二年），為了安置歸附的東北少數民族，都指揮潘敬開始對遼陽城進行拓展。他利用南城的北城牆，繼續向北附築土城。
經過一段時間的建設，到了永樂丙申年，都指揮王真用磚塊對土城進行了包砌，使其更加堅固耐用。這座新拓展的部分被人們俗稱為“北城”。
加上南城，這座城規模宏大，城牆周長長達二十二裡二百九十五步。它設有三座城門，分彆是北門無敵門、東門永智門和西門武靖門。而環繞著城牆的護城河更是長達二十四裡二百八十五步，將整座城市嚴密地保護起來。
在城市的南北兩端，有一座名為鎮遠門的城門，它如同一條通道，將南北兩城連接在一起。如此一來，合南城的整體布局就呈現出一個獨特的“日”字形。
修建城牆和護城河的目的顯而易見，那就是為了防禦外敵的入侵。雖然在現代戰爭中，明代的遼陽城牆可能難以承受強大的攻擊，但在古代，它卻是一個堅不可摧的防禦體係。當時的武器相對簡單，對於這樣堅固的城牆幾乎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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