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清軍主力已如尖刀般刺入趙州平原時，盧象升仍在真定府城內調兵遣將。
這種戰略誤判，在賈莊之戰中達到頂點。盧象升親率五千精銳出真定，卻在賈莊遭遇清軍主力。
清軍以“口袋陣”將明軍圍困，利用地形優勢發起連續衝鋒。盧象升雖率部死戰，終因兵力懸殊而全軍覆沒。這位曾威震九邊的總督，最終戰死沙場，其屍體被清軍割去首級，懸掛於真定府城樓示眾。
這場持續月餘的劫掠，暴露了明軍戰略判斷的致命失誤。清軍通過“分兵合擊”戰術，成功將明軍主力牽製在真定府城，而另一路清軍則如入無人之境般橫掃趙州平原。
這種戰術的成功，源於清軍對明軍情報係統的精準掌握，多是漢奸的功勞，其中一些大商，具體是哪些，就不具體去說了，了解這段曆史的都知道，不說是免得被和諧）。
從軍事角度看，清軍展示了驚人的機動性與組織力。嶽托主力在井陘口的牽製，與另一路清軍在趙州平原的劫掠，形成完美配合。而明軍則因戰略判斷失誤，導致盧象升部被孤立，最終全軍覆沒。
從曆史影響看，這場戰役成為明末戰爭的重要轉折點。清軍通過真定之戰，成功將戰火引向明軍腹地，為後續入關作戰積累了寶貴經驗。而盧象升的殉國，則標誌著明軍防線的全麵崩潰。
當我們在曆史長河中回望這場戰役，不僅要銘記盧象升的悲壯，更要反思戰略判斷的重要性。在冷兵器時代，情報的精準與戰術的靈活，往往決定著戰爭的勝負。真定之戰的慘痛教訓，至今仍為軍事課堂教案之一。
一月十日，右翼清軍前鋒抵行唐城西紮營，“虜賊自北來紮營於城西”，呈合圍之勢。城中無正印官，馮登獒遠在靈壽，吏民惶懼，守備渙散。
十一日黎明，清軍主力至，四麵急攻，“大勢達子俱至，四麵圍攻”。時城防空虛：城垛高聳，箭簾遮蔽視線，火炮未及運上城垣；守城兵勇不足，民心崩亂。至巳時，清軍架雲梯自東北角攀城，“呐喊殺人，即刻城破”。守軍雖偶有抵抗，然寡不敵眾，城防瞬潰。
城破時，原任典史張茂收、教諭解炫、巡檢劉國柱等均戰死，“屍骸俱收殮”。現任典史李光先被擄，存亡未卜；訓導趙玳年邁幸免，倉皇藏印。縣衙無人主事，官印被馮登獒攜至靈壽，後由新任知縣劉培基張榜尋回。
鄉官周氏一門尤慘：參將周甘雨、同知周霖雨、州同周時雨、千總周槁雨、武舉趙傑、操官林玉德、生員周鏈等二十三名士紳皆殉城，或巷戰而亡，或自儘明誌，闔門忠烈
清軍破城後，屠戮縱火三日，直至十一月十三日卯時方拔營南去。其慘狀據情報記載。
城內良民如石清等兩千餘人被殺，“男婦女孩或投井或自縊或被殺死，慘不勝言”；四鄉百姓被殺擄者逾兩萬三千人，逃回者僅十之一二，餘者“死亡流落者十之八九”。遇害者中，周氏家族尤甚，老幼婦孺皆不免
縣衙、官舍、民居儘焚，“南門至北門、東門、西門四大街民房儘為灰燼而無根片瓦”，唯餘小西街數十間民房及文廟、察院等殘築。四門城樓俱焚，城垛儘拆，庫銀劫掠一空，糧倉雖開而未毀
清軍搜刮三日，馬匹、牛羊、衣物、財貨搶掠一空，獄囚或殺或釋，文卷焚毀。官庫“先劫後焚”，民間積儲掃蕩殆儘。
此屠城之酷，較同期陷落的蠡縣“焚殺甚慘”、望都“全城被屠”尤烈，折射明末華北邊患之深重。
行唐陷落，暴露吏治潰爛。無極知縣趙之鼎棄城逃遁，後以“棄城致大辟”斬首
馮登獒兼署二縣而無力兼顧，靈壽亦自身難保。真定巡按張懋熺奏報稱“縣無正官，人心慌亂”，崇禎帝雖下詔懲處，然大局已頹。同期，盧象升因誤判清軍動向以為嶽托部欲西進井陘），馳援不及，十二月竟戰死於巨鹿賈莊，真定防務益發崩壞。清軍右翼遂乘勝掠靈壽、平山，會師廣宗，肆虐直隸。
行唐之慘，非孤立事件。戊寅之變中，清軍數次入塞，此次深入兩千餘裡，破城五十餘座。高陽城陷時，76歲孫承宗率全家八十餘口殉國；趙州、欒城等地皆遭屠戮，真定府“十室九空。明軍缺餉少援，如盧象升部“五日不飽”，高起潛竟縱兵掠民充餉。
此役映照明末政治腐敗：崇禎帝剛愎多疑，楊嗣昌主政卻忌盧象升之功，戰後竟議其“才力不支”，贈恤不允。
民生困苦，天災兵燹交織，華北如行唐者，遂成浩劫縮影。
十月廿二的晨星尚未隱沒，趙州城在初冬薄霧中驚醒。卯時正刻，鑲紅旗精兵如黑潮般湧向西南城牆。
守軍百戶張勇在箭簾縫隙間窺見寒光——這種由竹篾編織的防禦工事高達七尺，本為抵禦流矢而設，此刻卻成致命盲區。
他嘶吼著下令調轉炮口，但四門紅夷大炮仍卡在甕城甬道：三千斤的鐵鑄巨物深陷泥濘車轍，二十名炮卒肩扛繩索的淤痕在晨霜中蒸騰白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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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頭守備呈現詭異割裂：西北角垛口擠滿持鳥銃的鄉勇，東南馬麵卻空無一人。知州王端身著獬豸補服奔上敵台，見城牆雉堞間距逾三丈，八百守軍如同撒在十丈寬城垣的芝麻。
他突然想起月前呈送真定府的求援文書：“趙州城周九裡十三步，垛口二千四百，額兵止五百，請增戍卒......”話音未落，雲梯鐵鉤已扣住西南水門。
辰初，第一縷陽光刺穿箭簾時，鑲紅旗甲士已鑿穿城樓。州衙經曆陳廣心懷抱儒學印匣衝向明倫堂，被彎刀劈中後頸的瞬間，匣中《趙州誌》稿本散落血泊。
在城東庫房，守門千總王弘功帶十七名親兵以糧袋築壘，火繩槍三次齊射後，最後點燃的火藥桶將滿倉漕米染成赭紅色——這解釋了為何“庫被劫倉糧尚在”。
王端家族的悲劇在二堂院落上演。當清兵踹開穿堂門時，其幼子正將《孝經》塞入妹妹繈褓。後宅古槐下，十七具屍體呈環狀倒伏，驗屍仵作後來在腿骨間發現碎裂的州印——這位四品文官顯然試圖毀印殉節。
而州判張國器逃亡路線成為明代基層官場的隱喻：他攜驛丞印躲進城隍廟神龕，訓導候於衢懷抱儒學印藏身泮池，吏目龐三策竟蜷縮在驗屍房的屍床之下。
鄉紳的抵抗更顯悲愴。原任南陽同知張腆率族中子弟巷戰，其青銅腰牌嵌著三枚箭簇；生員劉士福等九十餘人聚集文昌閣，以硯台為矢、經冊為盾，閣前青石階的墨痕血漬交融滲透，月餘不消。
當幸存者從瓦礫中翻出太平府教天啟丙寅科進士授施廉柱的遺體時，發現他手上還緊握一支斷筆。
三日後，真定府推官徐楠踏過尚有餘溫的焦土。他在題本中記錄了一個震撼細節：州獄幸存囚犯指認，當夜有蒙麵人用獄卒鑰匙開鎖，二十三名死囚反持枷鎖衝擊清軍側翼，此即“獄囚有殺死者有放去者”的真相。
城西棺材鋪賬簿顯示，僅十一月就售出薄棺四百三十七具，實際殮屍數不足三成；被擄的繡娘王氏托商隊帶回血書，記錄四千八百名俘虜裡，匠戶比例高達六成。最錐心的是李氏，全族七十三戶僅存一下老仆。
這場閃電陷落暴露明末邊防的係統性潰爛。兵部檔案顯示，趙州城牆上次修葺在萬曆三十七年，箭簾設計沿襲嘉靖朝倭患經驗，卻對清軍改良雲梯毫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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