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完信的那晚，周正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他夢見自己站在一片盛開的桂花林中，濃鬱的香氣幾乎要將他淹沒。
一個穿著黑色連衣裙的女人，背對著他，在樹下埋下一隻精致的木盒，桂花紛紛揚揚飄落，蓋住了那個小小的盒子。
她抬起頭，用一種幽怨的眼神看著他，輕聲說：“彆打開它，你會後悔的……”
周正寄出的郵件像幾顆投入死水的石子，漣漪迅速擴散。
獨立記者陳默，正蹲在逼仄的出租屋內，對著一堆過期方便麵發愁。
自從上次揭露黑煤礦被封號後，他的日子就一落千丈，隻能靠零星的自媒體稿費勉強糊口。
突然，一封匿名郵件，標題簡單粗暴：《桂花巷，1998》。
陳默的神經瞬間繃緊。
桂花巷！
那是他職業生涯的起點，也是他心中無法抹去的痛。
他點開附件，一份泛黃的城建檔案，以及一份被圈出的名單。
王建軍、李桂香、葉振國……陳默的指尖顫抖，仿佛觸摸到了一個塵封多年的傷口。
他立刻聯係了幾個還在跑社會新聞的舊相識，旁敲側擊地打聽當年的情況。
很快，一條條線索彙聚而來：當年桂花巷拆遷，確實有三名工人代表赴京上訪，控訴強拆和腐敗。
但他們在北京“失蹤”了兩天，回來後，李桂香跳樓自殺，王建軍徹底消失，葉振國瘋了。
瘋了？
陳默記得，當年官方通報是“突發精神疾病”。
但他始終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
他決定重走當年路。
然而，當他試圖聯係李桂香和王建軍的家屬時，卻發現他們仿佛人間蒸發般，要麼“搬家了，不知道去哪”，要麼“住院了，不方便探視”。
一股無形的阻力，死死扼住真相的咽喉。
陳默怒了。
他熬了幾個通宵，將收集到的資料整理成一篇長文，題目就叫《沉默的拆遷戶》。
文章配圖是一張他偷拍的菜市場黑板，上麵密密麻麻寫滿了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的名字。
他在標題下引用了哲學家李哲的一句話：“有時候，秩序是被人喊出名字時站直的。”
他將文章發布在自己新注冊的公眾號上。
不到五分鐘，文章就被刪除，賬號也被禁言。
但陳默早有準備。
他將全文刻錄成cd，又從網上下載了一堆佛教經文，將cd封麵偽裝成經碟，然後聯係了幾個寺廟的義工，拜托他們幫忙“結緣”。
“就當是積德行善，”他苦笑著對義工說，“這年頭，說真話比念經還難。”
三天後，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多個社區的讀書會，突然不約而同地組織了“名字與記憶”主題討論。
參與者多是退休老乾部和家庭主婦，他們聚在一起，回憶那些被遺忘的名字，講述那些被抹去的曆史。
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與此同時，在擁擠的k112次列車上，清潔工孫秀蘭正一絲不苟地清理著車廂。
她今年五十八歲，在這條線路上跑了三十多年，見證了無數的人生百態。
她知道，每一張車票，每一個被遺忘的角落，都隱藏著一個故事。
她無意間在《接力本》裡發現一張對折的藥房收據，背麵用歪歪扭扭的兒童筆跡寫著：“姐姐，我媽媽看到報紙上的名字，哭了。”
孫秀蘭的心猛地一跳。
她想起幾天前在報紙上看到的一篇報道，上麵提到了桂花巷拆遷的事情。
她小心翼翼地將收據展開，循著上麵的地址找去。
那是一家位於老城區的私人診所，主治醫生是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
老人見到收據，渾濁的眼睛裡閃過一絲驚恐，顫聲道：“你是誰？你來乾什麼？”
孫秀蘭亮出自己的工作證，輕聲說：“大夫，我隻是想了解一些情況。我看到這張收據，覺得……覺得有些事情不應該被忘記。”
老人沉默了許久，緩緩說道：“李桂香……是我看著她走的。她不說痛，隻求我彆讓她女兒知道。”
孫秀蘭請求複印病曆，被老人斷然拒絕。
她沒有爭執，而是每天清晨，提著一壺熱豆漿來到診所門口，免費發放給過往的行人。
一連七天，風雨無阻。
第八天，老人主動叫住了她，遞給她一份手抄的病程記錄，末尾寫著：“她說，要是有人記得她拚過命，就夠了。”
記憶，如同火種，在人群中傳遞。
趙文山坐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裡，臉色陰沉得可怕。
他盯著監控畫麵，屏幕上是周正頻繁出入檔案館的身影。
“查清楚了，趙總，”一個黑衣保鏢恭敬地回答，“他一直在查桂花巷拆遷的舊檔案。”
趙文山的眼睛眯了起來，如同毒蛇盯住了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