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建造書院的想法，魏哲其實由來已久。
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是什麼？人才！
同理，二世紀最重要的也是如此。
沒有人才，沒有足夠的人才，什麼宏圖偉業都是白搭。
並且最麻煩的是，人才的培養周期相當漫長。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育才可要比種地麻煩多了。
若是不早早準備，等到事到臨頭魏哲也隻能選擇和士族豪門合作。
曹操是如此，曹丕更是如此。
劉宏在位的時候倒是搞了一個鴻都門學，但最終也不了了之。
畢竟當真正的良才都以在鴻都門學讀書為恥的時候，便是天子門生也沒用。
一個佞幸小人的帽子壓下來，足以勸退七八成的年輕士子。
當然，這其中也有鴻都門學缺少名師大儒坐鎮的緣故。
天子隻是權勢的根基，但卻不能作為思想的根基。
以為坐在天子位置上就能解決一切的人，大多數都是對權勢太過於迷信。
若天子的位置真那麼有用，當年前漢也不會被王莽篡位了。
須知即便是光武帝這個開國皇帝，也是直到他孫子章帝時才召集各地大儒召開了白虎觀會議。
三代帝王前赴後繼，方才令皇權完成了從肉體到思想的統一。
不錯，就是統一思想。
這個詞不止現代的政治家清楚，兩千年前咱們的老祖宗們就玩得很溜了。
比如漢章帝時頒發的《白虎通義》便統一認知，規定了官方思想：
那就是將讖緯學說與儒家經典揉合為一，將儒家神學化。
也正是因為這場會議，今文經學才力壓古文經學，占據官學地位百餘年。
並且這次會議還明確的肯定了“君為臣綱”為三綱五常之首。
從政治製度到道德觀念，在白虎觀會議上都得到了明確的規定。
雖然儒學的神學化在後世看來是一步爛棋，但不得不承認漢章帝是位真天子。
若劉宏當初有漢章帝這樣的威望，也不會連一個鴻都門學都辦不成了。
前車之鑒，後車之覆，魏哲自然不想重蹈覆轍。
亭苑之中，隻見魏哲看著不遠處的古鬆緩緩道：“縣有縣校、郡有郡學，幽州亦當有教化之所。依我看，這書院正好可以填補空缺。”
聞聽此言，國淵便明白魏哲主意已定。
於是國淵便立刻轉變態度，開始思量起如何執行起來。
良久之後，隻見國淵麵色凝重道：“如此，此書院必耗費甚多也。”
當著魏哲的麵國淵也不遮遮掩掩，直截了當道：“本朝州郡官學不興，除無名師坐鎮之外，錢糧短缺亦是一項頑疾。若君侯欲令書院大興，錢糧之上必不能短缺。”
這點不是國淵在趁機要錢辦事兒，而是國情便是如此。
自春秋戰國時期華夏私學便發展的如火如荼了，至如今早就頗為完善。
比如當下私學按照不同年齡、不同水平已經有一統教學體係。
其中“書館”就是兩漢進行啟蒙教育的場所，教師稱“書師”，主要對學生進行識字和寫字的訓練，主要負責開蒙。
這種書館一般規模不大，大多都是書師以自己的居所坐館設教，附近鄉裡學童會就近入館就學，學生人數不等，少則幾人，多至百人或數百人。
漢章帝時，提出“無神論”並且著有《論衡》王充八歲求學於會稽書館時，書館便有小童百人以上，可見私學之盛。
不過家資富裕的豪門富戶一般都會聘請書師來家施教，這種便為“家館”。
在這方麵，連皇帝子女都是通過“家館”接受啟蒙教育的。
但無論哪種書館，書師對學生進行的都是識文斷字的基本訓練。
等到接受完開蒙教育之後，學童進入“鄉塾”學習儒家經典。
“鄉塾”的老師一般稱“塾師”或“孝經師”。
因為他們主要教授的就是《孝經》和《論語》等儒家經典。
這個階段的教學要求對經書“粗知文義”，算是塑造學生的三觀。
可以說絕大部分識文斷字漢朝百姓，最多也就接受到這種層次的教育為止了。
隻有少部分家資富裕、或者天賦過人的少年，才會繼續求學。
比如範升“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
鄧禹“年十三，能誦詩”，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
所以在當下這個世道，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不是有錢、就是有才。
因此之故，大漢朝的高等教育就比較高端了。
講學大儒一般都會在家鄉或富庶郡縣設立“精廬”或“精舍”，通過講學吸收了大批生徒前來聽課，而後擇優錄入門下。
至於不優秀的學子也沒有關係，隻要家資富裕也能降低標準。
所以大儒講學之精舍常常能籌集大量資財，供應學子食宿。
比如盧植當年在洛陽城外的緱氏山設立“精舍”就是這種情況。
公孫瓚、劉備、劉德然等人就是交了“擇校費”，才能成為盧植的記名弟子。
不過家境貧寒卻天賦聰穎的學子就不用了。
他們求學不僅不需要交學費，隻需要提兩條鹹肉就能拜師，而且還能免食宿。
在這種情況下，官學能乾得過私學才是見鬼了。
官學這邊連郡學、縣校都不能全麵推廣，私學就已經有“書館”“鄉塾”“精廬”這種成體係的教育模式了。
長此以往，也就難怪“學在民間”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私學的某些優越性也未嘗不能被官學借鑒。
尤其是現在他錢糧正緊張的時候，正好可以來一波民間集資。
念及此處，魏哲當即笑嗬嗬道：“錢糧之事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