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豪攜大周皇帝返回洛陽時，皇帝看著眼前的洛陽，而一眾官員也看著這個都城，心中有很多話，此時卻說不出來了。
他沒有急於登基，而是以“輔政大臣”之名，拉開了重塑天下秩序的改革大幕……這既是為穩固統治，更是為兌現當年讓百姓“有田耕、有飯吃”的承諾，因為隻有這樣，天下才會太平。
他推行的均田法，絕非簡單的土地分配。
第一步便是“丈量天下”，派遣數百名官吏分赴各州，帶著桑田圖冊與丈量工具，逐縣清查土地，連世家隱匿的私田、寺院占據的公田都逐一登記在冊。
清查完畢後，按“丁男百畝、丁女二十畝”的標準，將土地分給流民、退役士兵與無地農戶，且明令“永業田可傳子孫，口分田死後收回”，既保障了百姓的長期生計，又避免了土地再次兼並。
為支撐均田製與國防，段豪同步建立了軍政一體體係。
在各州設立“鎮營”，每營三千人，皆是從全軍挑選的精銳，配備最精良的甲胄與兵器，負責鎮守州治、彈壓叛亂，是帝國的“機動鐵拳”。
而在鎮營之外，每州再設五萬“軍戶”——這些軍戶平日耕作官府分配的“軍田”，每年需向鎮營繳納三成收成以充軍糧，戰時則自帶兵器入伍，編入鎮營作戰。
如此一來，既解決了軍隊的糧草供應，又打造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常備預備軍，實現了“兵農合一”。
與此同時，全國人口普查與稅製改革同步推進。
段豪下令各州“逐戶造冊”，記錄每戶的丁口、年齡、職業，甚至連牲畜數量都詳細登記，杜絕了世家“隱丁漏口”、逃避賦稅的舊弊。
在此基礎上，他廢除了大周繁瑣的苛捐雜稅，改為“租庸調製”，每丁每年繳粟二石為“租”，服徭役二十日或繳絹三尺代役為“庸”，繳絹二丈、綿三兩為“調”。
稅製簡化透明，百姓負擔大減，帝國的稅收卻比戰前增加了三成，國庫逐漸充盈。
五年時光轉瞬即逝，帝國也逐步恢複了往日的繁華，街道上商販雲集，農田裡阡陌縱橫，鎮營的士兵列隊巡邏時，百姓不再躲閃，反而會主動遞上茶水。
此時的周帝，早已看清天下歸心的大勢……朝堂上的大臣多是段豪提拔的賢才，地方的官吏皆聽段豪號令，連宮中的禁軍都隻認段豪的令牌。
於是，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周帝親率百官來到段豪的府邸，遞上了早已擬好的禪位詔書。
詔書上寫道：“昔者昊天成命，降於周室，曆數百年，今氣數已儘。
亂賊四起，兆民塗炭，唯段公豪，起於微末，平冀州、定徐州、下建康，救萬民於水火。
其推行均田，使耕者有其田，整飭軍備，使四海無烽煙，輕徭薄賦，使百姓得安樂。
此乃天之所佑，民之所歸也。
朕德薄才疏，難承大統，今謹循堯舜之例，禪位於段公。
願段公承天命，繼大統，撫萬民，興盛世，永保社稷安寧。
欽此。”
段豪假意推辭三次，最終在百官的“再三懇請”下，於洛陽宮的太極殿接受了禪位詔書。
他身著十二章紋的袞龍袍，頭戴通天冠，接過傳國玉璽時，殿外響起了山呼海嘯般的“吾皇萬歲”……至此，大周王朝正式終結，新的國號定為“大遼”，段豪便是大遼的開國皇帝。
登基之後，段豪並未停下改革的腳步。
為防地方權力過重，他將各州的行政權、軍權、財權拆分，州刺史隻管民政，鎮營裡的將領隻負責陣營的事情，而在這之上，則設立駐地將軍。
駐地將軍長官鎮營和常備軍，不過駐地將軍要想調兵需要得到鎮營將領和州刺史的兵符，三合一才能調兵。
而鎮營將領雖然負責鎮營裡的兵，但是他們也沒有調兵權限。
稅吏專司收稅，三者互不統屬，皆直接向中央彙報。
即便如此，他仍不放心，索性徹底改變了藩王鎮守的舊製……將自己的兒子們儘數封為藩王，卻不許他們離開洛陽半步。
這些藩王雖有王爵，卻無封地、無兵權，隻領一份俸祿，平日隻能在王府中讀書、宴飲，不得乾預朝政。
更具遠見的是，他定下“王爵降襲製”親王的子嗣繼承爵位時降為郡王，郡王的子嗣降為國公，再下一代降為侯爵，以此類推，直至成為普通平民。
“我不能為子孫留下一群隻知享樂的‘豬’”他曾對心腹大臣說：“若想富貴，便自己去立功，靠祖宗蔭蔽，遲早會敗光家業。”
這套製度徹底根除了藩王叛亂的隱患，也讓大遼的朝堂始終保持著活力，同時各州的三權分立之下，又保證了帝國的地方，不會出現土皇帝的局麵。
段豪在位三十年，始終勤於政事，每日清晨便上朝議事，傍晚還會批閱奏折至深夜。
他去世時，大遼的疆域已遠超昔日的大周，百姓安居樂業，國庫充盈……史稱高祖，太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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