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得到上百架運輸機的空投補給，戰鬥力恢複了四成以上。
在有空軍支援的情況下，16集團軍一掃前期頹勢，甚至出現了團級單位追著日軍聯隊打的局麵。
站在桂南的土地上，我不禁想起四年前的同一天——39年11月15日，日軍同樣在這裡發動攻勢。
那時華國軍隊缺乏重武器和製空權，隻能依靠血肉之軀抵抗日軍的鋼鐵洪流。
39年的桂南會戰中，華國軍隊雖然最終收複昆侖關，但付出了傷亡餘人的慘重代價。
當時參戰的第5軍作為華國唯一的機械化部隊，裝備的還是蘇製t26坦克和德製裝甲車，與如今華聯國防軍的“華夏一型”主戰坦克豹式坦克）相比，已有天壤之彆。
短短四年時間，戰局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華國軍隊已經從被動防禦轉為主動進攻，從兵力優勢轉為火力優勢，從單一軍種作戰轉為多兵種協同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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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紅泉師長的宣言，背後是一種民族心理的根本轉變。
曾經，我們對日作戰多是“抵抗”、“持久”、“以空間換時間”，現在則變成了“消滅”、“殲滅”、“徹底解決”。
這種轉變不僅體現在武器裝備上，更體現在官兵素質和戰略思維上。
華聯國防軍的軍官大多年輕專業，士兵訓練有素，對自己的裝備和戰術充滿信心。
部隊內部的官兵關係也更加平等，一位老兵甚至直接稱呼師長為“小夏”，而師長則稱他為“老班長”。
這與舊式軍隊的等級森嚴形成了鮮明對比，也反映了華聯國防軍的新型建軍理念。
夏將軍的宣言也引發了我對國際戰局的思考。
一直以來，我們都將希望寄托於國際援助和盟軍反攻，但華聯國防軍的表現表明，炎黃子孫有能力獨自決定戰場局勢。
這並不是要否定聯盟作戰的重要性，而是強調華夏民族在這場戰爭中的主體性。
我們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命運，有能力主導東亞戰場的進程，有能力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徹底清算。
這種主體意識的覺醒，或許比任何一場戰役的勝利都更加重要。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深知報道這樣的宣言需要承擔的責任。
這不是簡單的煽情或民族主義情緒宣泄，而是基於戰場實際和力量對比的客觀判斷。
《大公報》一向秉持“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堅持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原則。
但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我們也需要傳達人民的呼聲和軍隊的決心。
夏紅泉師長的宣言，不僅代表他個人，也不僅代表華聯國防軍，而是代表了四萬萬五千萬華國人民的共同心聲。
離開第14裝甲師指揮所時，遠方的炮聲依然隆隆。
我回頭望去，夏紅泉師長已經登上坦克，率領鋼鐵洪流向日軍陣地發起最後衝擊。
這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曆史的轉折點——曾經飽受侵略的華國，已經擁有了徹底擊敗敵人的能力和決心；曾經屈辱忍讓的民族，已經發出了複仇與清算的強音。
這不是一場普通的戰役，而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啟。
站在桂南的土地上，望著遠方仍在繼續的裝甲突擊，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夏紅泉師長的宣言——這是一個民族的重生，是一個國家的崛起，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本報桂南前線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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