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斯文聽宋徽宗如此來講，笑聲嗬嗬道：“後世人看見太上皇的影像全都樂得合不攏嘴，當然也有罵的，說你一生愛女人、腐敗無能，是亡國的罪魁禍首！”
宋徽宗頓了一下慷慨激昂道：“罵得好，寡人在位時做了不少錯事，尤其是遴選接班人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要是不選趙恒而選趙楷，金兵也不至於攻破汴梁，而讓宮廷大臣皇子帝姬上萬人被金兵押解到軍營活受罪！”
毋容置否，宋徽宗對長子趙桓繼位十分不滿意；但宋朝是皇帝和臣子共天下的社會，宋徽宗不立長子而立三子王公大臣這一關自然過不去；在群臣的呼聲中，趙恒繼位，宋徽宗儘管不滿意可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
趙恒如願以償地做了皇上，可是他也難左右身邊的大臣；金兵入侵後趙恒的皇令朝立夕改，自己最終成為金將完顏宗翰和完顏宗望砧板上的魚腩；作為父親的宋徽宗也不得不入金營陪伴兒子；還被完顏宗翰諷刺為“昏德公”。
宋徽宗隻能在心中詛罵完顏宗翰：“你懂你娘的腳後跟，本皇命令信臣童貫配合大將軍王厚奪取西番數州時；你可能還在黑龍江上捕魚逮蟹！”
北宋實行一係列較為完善的官僚製度，如三省六部製；這些製度在一定程度上對皇權有製約作用，決策過程中臣子能夠通過正規的官僚程序參與討論和決策。
例如，中書門下作為最高行政機構，宰相有權對皇帝的決策提出不同意見；若皇帝的旨意不符合製度或有不合理之處，臣子可以據理力爭。
台諫製度在宋朝也較為發達，台諫官員可以對朝政得失、官員任免乃至皇帝的行為進行監督和批評。
他們有權上疏彈劾大臣，甚至可以對皇帝的決策進行諫諍，這使得皇帝在決策時需要考慮到臣子和輿論的意見，不能完全獨斷專行。
宋朝重文輕武，文化氛圍較為寬鬆，士大夫階層地位較高；儒家思想在宋朝得到進一步發展，強調君臣共治天下的理念。
士大夫們以天下為己任，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積極參與國家治理。
皇帝也較為尊重士大夫的意見，如宋太祖曾立下誓碑，要求後世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
這種文化氛圍和政治傳統使得臣子能夠更加大膽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在國家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種皇帝與臣子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麵。
宋朝經濟繁榮，商業發達，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民間力量逐漸壯大。在經濟領域，商人、手工業者等群體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他們的利益訴求也需要得到政府的關注和重視。
臣子們在製定經濟政策時，需要考慮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不能僅僅從皇帝個人或皇室的利益出發。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天下”的特點，即皇帝和臣子需要共同關注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生問題，以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繁榮。
宋徽宗在長子趙恒小的時候就不賞識他，覺得其木訥、遲鈍不活泛；趙佶親睞的是三皇子趙楷。
趙楷的母親是王貴妃，在後宮嬪妃中地位顯赫；母憑子貴更是尊貴無比。
作為宋徽宗三皇子的趙楷自然因母親的地位，從小就不曾受到半點委屈；但也沒養成大多皇子驕奢淫逸的種種惡習。
趙楷從小天資聰穎，又勤奮好學，深得宋徽宗的寵愛，自然也得到宋徽宗的諄諄教誨。
在皇城中，皇子們的學習都由專門的老師教授，這些老師都是萬裡挑一，滿腹經綸的大儒；如此得天獨厚的學習環境，讓趙楷如父親一樣富有才情，吟詩作對是信手拈來，連琴棋書畫都頗有研究。
宋徽宗見趙楷聰明伶俐，又才華橫溢，對他尤為青睞；先封趙楷為魏國公，後又封他為晉高密郡王、嘉王。
趙楷長大成人後宋徽宗又破格授予他太傅尊號，可謂是小小年紀就名利雙收；隨後趙楷又官拜提舉皇城司，可隨意出入禁省；足以可見，宋徽宗對趙楷是寄予厚望，要將他培養成接班人。
趙楷也沒辜負父親的期望，麵對接踵而至的榮譽，表麵上欣然接受，實則心有不甘。
父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母親是寵冠六宮的貴妃，這些官爵他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唾手可得；趙楷不滿足於此，他的真才實學並不能得到真正體現。
可在古代，皇子們生來就不需考取功名，更無需爭名奪利，甚至太子之位在他們出生之時就已內定。
正是如此特殊的身份，他們被禁止科考，因為他們參加科考對其它學子毫無公平可言，官員們為巴結奉承會一路開綠燈；另外，唯恐龍顏大怒招來殺身之禍，官員們定會偏袒皇子這邊；普天下的學子們寒窗苦讀隻為一舉成名。
若皇子們來跟天下讀書人爭個高下，簡直讓天下當做笑料；那些讀書人定會表示強烈抗議，皇子還會被人指手畫腳難免詬病。
詬病皇子的流言蜚語傳到皇城中，不僅有損帝王之家的威嚴，還讓皇子的心靈受到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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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自身考慮，從古至今，皇子們都不會參加科舉考試；然而趙楷則偏要與眾不同，他吟詩作到身邊不少人的誇讚，但他並沒辦法驗證自己多麼有才能。
身邊人有多少誇讚是實話更無從知曉，而趙楷身份特殊根本無法參加科舉考試；為證明自己的才能有多高，趙楷決定一試。
他想讓自己堂而皇之去考試肯定行不通，思索再三，暗中化名參加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