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後漢書·盧植傳》記載，盧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卻在張寶的頑強抵抗下久攻不下，甚至因“進攻不利”被漢靈帝問責，改派董卓接替其職。
這一記載從側麵印證了張寶在防禦戰中的指揮能力——他不僅能動員數萬義軍堅守城池，還能利用夜襲、詐降等戰術主動出擊，多次挫敗官軍的進攻。
同年八月，張角病逝，黃巾軍失去了精神領袖，士氣受到嚴重打擊。
官軍趁機加強攻勢，皇甫嵩在倉亭今山東陽穀）大破張梁部，張梁戰死，廣宗陷落。
此時的冀州戰場，隻剩下張寶鎮守的下曲陽今河北晉州），這裡成為黃巾軍在北方的最後一道防線。
張寶深知下曲陽的戰略意義——一旦失守，河北義軍將徹底覆滅，他因此采取了更為極端的防禦措施：
加固城防：組織軍民將城牆加高至三丈，外掘深壕，內積滾石，在城牆上設置望樓與弩箭陣地，形成多層次防禦體係。
整合兵力：收攏廣宗潰兵與周邊郡縣的殘部，共集結十餘萬義軍，其中包括大量婦女兒童，張寶提出“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的口號，將全城轉化為戰爭機器。
心理動員：利用太平道的宗教儀式，每日在城頭舉行“拜天”活動，宣稱“黃天護佑，堅守必昌”，穩定軍民士氣。
物資調配：實行“均糧製”，將城中糧草統一管理，按戰功與需求分配，確保防禦體係的持續運轉。
這些措施在短期內取得了成效。
董卓接任盧植後，率軍攻打下曲陽，卻“與張寶戰於下曲陽，不克”，最終因“無功而還”被免職。
這再次證明了張寶的軍事韌性——在兄長病逝、三弟戰死、主力覆滅的絕境中，他依然能憑借嚴密的組織與堅定的信念，將一座孤城打造成難以攻克的堡壘。
中平元年十一月，皇甫嵩接替董卓，成為攻打下曲陽的官軍統帥。
這位平定潁川黃巾的名將，采取了更為狡猾的戰術：先是“閉營休士，以觀其變”，讓義軍放鬆警惕；待城中糧草漸儘、士氣低落時，趁夜發動突襲。
據《後漢書·皇甫嵩傳》記載，這場戰役異常慘烈：“嵩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日中，大破之，斬張寶及首虜十餘萬人。
”官軍為炫耀戰功，“築京觀於城南”，將十餘萬義軍的屍體堆積成山，這座“京觀”成為漢末亂世的血腥地標，也見證了張寶最後的抵抗。
張寶在下曲陽的戰死，標誌著黃巾軍主力的覆滅，但他在軍事行動中展現出的才能卻不容忽視。
從協調八方的戰略家到死守孤城的防禦者，他的角色轉變折射出黃巾起義從盛到衰的全過程。
儘管最終失敗，但他在廣宗與下曲陽的防禦戰中，多次挫敗東漢名將的進攻，其組織能力、戰術素養與頑強意誌，在古代農民起義領袖中實屬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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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史學家田餘慶所言：“黃巾起義的軍事成就，不應僅以勝負論之，其在極端困境中展現的組織韌性，本身就是對封建統治的有力衝擊。”
張寶與黃巾起義的失敗，並沒有終結其曆史影響。
相反，這場持續十個月的大起義，如同投入東漢社會的巨石，激起了層層漣漪，深刻改變了曆史的走向。
張寶作為起義的核心人物，其推動的宗教組織模式與軍事實踐，對漢末乃至後世產生了多維度的深遠影響。
在政治層麵，黃巾起義徹底動搖了東漢王朝的統治根基。
起義前，儘管外戚與宦官專權導致朝政腐敗，但中央對地方仍有較強的控製力，州郡長官多由中央任命，缺乏獨立兵權。
為鎮壓黃巾，漢靈帝接受劉焉的建議，“改刺史為州牧，悉有軍政大權”，這一製度變革使得地方長官從“監察官”轉變為“軍政合一的諸侯”。
董卓入京、袁紹割據河北、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等後續事件，其源頭均可追溯至這一權力結構的鬆動。
張寶與兄長們點燃的烽火，實際上為三國時代的到來打開了製度缺口。
在社會層麵，黃巾起義打破了士族對權力的壟斷，為底層民眾提供了參與曆史進程的可能性。
儘管起義最終失敗，但數十萬農民通過加入黃巾軍，第一次感受到了組織起來的力量。
張寶在宗教布道中倡導的“太平氣至，百姓無病，五穀豐登”理念，以及在軍事行動中實踐的“均糧製”，雖然未能實現，卻成為後世農民起義的精神遺產。唐末黃巢起義提出“均平”，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主張“均貧富”，明末李自成起義倡導“均田免賦”，其思想根源均可追溯至太平道的平等理念。
在軍事層麵，張寶參與實踐的“宗教化軍隊”模式，為後世農民起義提供了組織範本。
黃巾軍以宗教信仰維係軍心、以“方”為單位構建指揮體係、以統一標識黃巾）強化認同的做法，被後世多次借鑒。
例如，唐末的黃巢起義利用摩尼教凝聚力量，元末的紅巾軍以白蓮教為組織核心，清末的太平天國運動更是將基督教教義與農民訴求相結合，形成嚴密的軍事體係。
這些起義雖然時代不同，卻都延續了張寶等人開創的“宗教軍事”一體化傳統。
在宗教層麵，張寶推動的太平道實踐，為道教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經驗。
太平道將宗教信仰與現實關懷相結合，通過“符水治病”“跪拜首過”等儀式貼近民眾生活，這種“世俗化”傳教方式被後世道教流派吸收。
東晉時期的五鬥米道天師道），在組織架構上借鑒了“方”與“渠帥”的設置，在宗教儀式上保留了“符水治病”的傳統，甚至將張角兄弟尊為“先師”。
可以說，張寶參與構建的太平道，是道教從哲學思潮向民間宗教轉型的關鍵環節。
當然，我們也必須正視張寶與黃巾起義的局限性。
作為農民階級的代表，他們缺乏長遠的政治規劃——起義爆發後，既沒有建立穩固的根據地，也沒有提出具體的建國方略，而是滿足於“燔燒官府”的破壞性行為；在軍事指揮上，雖然張寶展現出一定才能，但各地義軍缺乏統一調度，最終被官軍各個擊破；在宗教與現實的關係上，過度依賴“黃天當立”的迷信宣傳，當戰場失利時，信眾容易陷入信仰崩塌，這也是下曲陽最終失守的重要原因。
這些缺陷，既是張寶個人能力的局限，也是農民階級在封建時代難以突破的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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