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稱帝後，陳群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
他先是被晉升為尚書仆射，隨後又升任尚書令，並被晉爵為潁鄉侯。
這一係列的升遷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肯定，也意味著他在曹魏政權中的地位愈發重要。
在擔任尚書令期間，陳群繼續發揮著他的政治才能，深度參與國家治理。
他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和政策，為曹魏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黃初六年225年），曹丕決定南征孫權。
在這場戰爭中，陳群兼任總領軍，負責指揮水軍。
他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率領水軍在戰場上取得了一係列勝利。
戰爭結束後，陳群因功被升任為鎮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實現了從文官到軍政重臣的華麗轉身。
黃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重。在臨終前，他將陳群與曹真、司馬懿等人一同列為托孤重臣，囑咐他們共同輔佐年幼的曹叡。
這份托孤重任，無疑是對陳群的高度信任，也彰顯了他在曹魏政權中的核心地位。
魏明帝曹叡繼位後，陳群晉爵潁陰侯，獲準開府治事，不久升任司空，位列三公，達到仕途頂峰。
這段時期，他主導了另一項影響深遠的事業——編撰《魏律》。
太和三年229年），陳群與劉劭等人以漢律為基礎，製定《新律》十八篇及各類法令百餘篇。
這部律法的開創性意義在於首次將"八議"對親、故、賢、能等八種人的減免刑罰製度）寫入律文，奠定了中國古代禮法結合的法律傳統，此後曆代律法均沿用這一原則。
作為三朝元老，陳群從未因位高權重而懈怠，反而以"直言敢諫"成為曹魏政治的"良心"。
魏明帝繼位之初，他便上疏勸諫"推崇教化，體恤百姓，杜絕朋黨"，為新君確立治國方向。
太和四年230年），大司馬曹真上表伐蜀，陳群兩度上疏反對：先指出斜穀地勢險峻、糧草難繼，後列舉子午道進兵的軍費壓力，曹叡雖認可其意見，曹真卻強行出兵，最終因大雨無功而返，印證了陳群的預判。
青龍年間，曹叡大興土木修築宮殿，耽誤農時，陳群的勸諫更為懇切。
他在奏疏中直擊要害："吳蜀未滅，百姓流離，將士勞苦，宜勸農備戰，不宜勞民傷財。"
在曹叡拒絕後，他再次上疏，反複陳說"宮殿之費，非今日之急"，最終促使明帝減少了工程規模。
這種"屢諫不止"的執著，源於他對曹魏政權的深沉責任感。
更難得的是，陳群的勸諫始終堅守原則卻不失策略。
曹叡的女兒曹淑夭亡，年僅一歲卻要以成人之禮厚葬，群臣需守靈服喪。
陳群上疏時，先引經據典說明"八歲以下夭亡不宜厚葬"的古禮，再委婉指出"以成人之禮葬幼童，違逆自然之道"，既堅持了禮製原則，又給君主留有餘地，儘顯賢臣智慧。
正如曹魏學者袁淮所言："陳群數十次上書諫君，外人不知，士人皆稱其長者。"
青龍四年236年）十二月，陳群病逝，諡為"靖侯"，其子陳泰繼承爵位。
正始四年243年），朝廷將其配祭魏武帝曹操廟庭，這是對其一生功績的最高認可。
陳群的影響早已超越了個體生命，其創立的製度深刻塑造了此後數百年的曆史走向。
九品中正製在初期實現了"選賢與能"的目標，但隨著時間推移，中正官逐漸被世家大族控製，"家世"權重日益凸顯，最終演變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工具。
這種演變雖非陳群初衷，卻成為其曆史評價中的爭議點。
而《魏律》則被西晉直接沿用，其"八議"製度、篇章結構一直影響到唐宋律法，成為中國古代法律體係的重要基石。
後世對陳群的評價呈現鮮明的兩麵性。
曹植稱讚其"至德純粹，能容下納諫"，陳壽在《三國誌》中評價他"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其諫言足以為後世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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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批評之聲同樣尖銳：南宋洪邁認為他"助曹篡漢，德行有虧"，明末王夫之也指責其"為曹魏謀而忘漢祚"。
而曹魏大臣吳質的評價則更為另類，認為他"安於職守，非宰相之才"，這種分歧恰恰反映了陳群複雜的曆史形象。
客觀而言，陳群是典型的"製度型政治家"。
與諸葛亮的"事必躬親"不同，他更擅長通過製度設計讓政權自動運轉——九品中正製解決了人才選拔的規範化問題，《魏律》確立了國家治理的法治框架。
如果說諸葛亮是蜀漢的"發動機"，陳群便是曹魏的"變速箱"，雖不似前者那般耀眼，卻讓整個政權的運行更持久、更穩定。
劉備錯過陳群的遺憾，恰是曹魏得到陳群的幸運。
在三國的英雄敘事中，陳群或許沒有斬將奪旗的赫赫戰功，沒有"鞠躬儘瘁"的悲情傳奇，但他以製度為筆，在亂世中書寫了另一種不朽。
九品中正製雖有流變，卻完成了漢末人才選拔的製度轉型；《魏律》雖已失傳，卻開創了古代律法的新範式；三朝諫言雖多被擱置，卻堅守了士大夫的政治操守。
從潁川世族的青年才俊，到曹魏政權的製度奠基者，陳群的一生印證了"經國序民，正其製度"的深刻道理。
在那個崇尚權謀與武力的時代，他以文官的智慧構建起政權的骨架，這份"無聲的功績"或許不如戰場捷報那般震撼，卻更為持久地影響了曆史的走向。
當我們回望三國，不應隻看到金戈鐵馬的豪情，更應銘記陳群這樣的製度設計者，正是他們的智慧，讓亂世中的文明得以延續，為後世的統一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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