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環境下，太子的教育與成長被完全忽視。
沒有人真正關心太子是否能夠成為一個有能力、有擔當的君主，朝堂上的權力鬥爭才是眾人關注的焦點。
江統深知太子的重要性，他憂心忡忡地向太子進諫，希望太子能夠醒悟過來，努力學習，培養自己的品德和才能。
然而，他的一番苦心並沒有得到太子的理解和重視，反而引起了賈南風及其黨羽的不滿。
賈南風等人認為江統是在“多管閒事”，故意對他進行排擠。
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勢，將江統調離了太子東宮，改任為博士、尚書郎等一些閒散的官職。
儘管遭受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江統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
他在這些閒職任上，依然保持著對朝堂動態的關注，潛心研究時政，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再次為國家建言獻策，為國家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西晉元康九年299年），一場震驚朝野的“湣懷太子之死”事件爆發，成為“八王之亂”的重要導火索。
賈南風為鞏固自己的權力，設計誣陷太子司馬遹謀反，將其廢黜，後又派人將其殺害。
太子之死引發了宗室諸王的不滿，趙王司馬倫率先起兵討伐賈南風，隨後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等諸王相繼卷入戰亂，西晉陷入了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
戰亂之中，中原地區民生凋敝，百姓流離失所，而更為嚴重的是，當時大量少數民族如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因中原戰亂，紛紛內遷，逐漸在北方地區形成了聚居之勢。
這些少數民族與漢族百姓在生活習俗、文化傳統上存在差異，又常受到漢族官吏的壓迫與剝削，民族矛盾日益尖銳，隨時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民族衝突。
目睹這一危急局勢，江統心中的憂慮如潮水般洶湧。
他深知少數民族內遷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但在當前中原地區戰亂頻繁、國家實力逐漸衰退的背景下，大量少數民族聚居在北方，就如同在身邊豢養了一群猛虎，隨時都可能引發巨大的禍患。
江統憂慮地想到，如果不及時采取有效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那麼這些少數民族很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而與中原地區的漢族產生矛盾和衝突，進而引發一場大規模的動亂。
到那時，不僅百姓會遭受苦難，國家也將陷入更深的危機之中。
於是，在“八王之亂”稍稍緩和之際，江統決定挺身而出，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經過深思熟慮，最終寫下了那篇著名的《徙戎論》，並將其呈遞給了晉惠帝。
在《徙戎論》中，江統詳細闡述了自己對於少數民族內遷問題的看法和擔憂。
他指出，雖然民族融合是曆史發展的趨勢，但在當前的情況下，將內遷的少數民族遷回他們原來的居住地，才是最為明智和可行的選擇。
這樣既可以避免民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又能保障國家的穩定和安寧。
江統的這一主張雖然在當時引起了一些爭議，但他的遠見卓識和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卻贏得了許多有識之士的讚賞和支持。
《徙戎論》全文洋洋灑灑數千言，邏輯嚴密，論據充分，不僅分析了少數民族內遷的曆史淵源，更深刻指出了當前民族矛盾的嚴重性。
江統在文中寫道：“戎狄之性，勇猛好鬥，與華夏異俗。今其聚居內地，受漢族官吏欺淩，積怨已久。若一旦天下有變，其必乘隙而起，禍亂中原，此乃心腹之患也。”
他以曆史為鑒，列舉了春秋時期戎狄侵擾中原、漢代匈奴作亂邊境的事例，論證了“徙戎”的必要性；同時，他還提出了具體的“徙戎”方案，主張按照少數民族的不同族群，分彆將其遷回匈奴故地今蒙古高原一帶）、鮮卑故地今東北一帶）、氐羌故地今甘肅、青海一帶），並在遷徙過程中給予糧食、土地等資助，避免引發少數民族的反抗。
《徙戎論》問世後，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不少有識之士認為江統的主張切中時弊，具有遠見卓識，但更多的官員則因“徙戎”工程浩大、耗費甚多，且擔心引發少數民族叛亂，紛紛表示反對。
加之當時“八王之亂”尚未平息，諸王忙於爭權奪利，根本無暇顧及“徙戎”之事，江統的《徙戎論》最終被束之高閣，未能得到采納。
然而，曆史的發展卻印證了江統的遠見。西晉永嘉二年308年），匈奴貴族劉淵在平陽今山西臨汾）稱帝，建立漢國，隨後派兵南下，攻打西晉都城洛陽。
永嘉五年311年），漢國軍隊攻破洛陽，俘虜晉懷帝司馬熾，大肆燒殺搶掠，史稱“永嘉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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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紛紛起兵，在北方地區建立了多個政權，形成了“五胡亂華”的局麵，西晉王朝名存實亡。
當“永嘉之亂”爆發，中原陷入戰火之時，人們才想起江統的《徙戎論》，無不感歎其遠見卓識，《晉書》亦評價道：“統深鑒遠識，優國忘家，其《徙戎論》可謂知微見著，不幸而言中矣。”
“永嘉之亂”後，江統隨西晉殘餘勢力南遷，先後侍奉晉懷帝、晉湣帝，曆任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太常卿等職。
此時的西晉王朝已瀕臨滅亡，南遷的朝廷內部矛盾重重，君臣離心離德，根本無力收複中原。
江統雖有心報國，卻苦於無回天之力，隻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力維護朝廷的秩序，安撫南遷的百姓。
他多次上書勸諫晉湣帝，希望其能勵精圖治，團結群臣，招攬賢才，以圖複興西晉，但晉湣帝年幼無能，朝廷大權被權臣掌控，江統的勸諫依舊石沉大海。
西晉建興四年316年），漢國軍隊攻破長安，晉湣帝司馬鄴投降，西晉正式滅亡。
西晉滅亡後，江統心灰意冷，不願侍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於是隱居於江南地區，潛心著書立說，整理自己一生的文稿。
他一生著述頗豐，除《徙戎論》外，還有《函穀關賦》《登樓賦》等文學作品，以及《明達政術》《治道》等政論文章，可惜大部分文稿因戰亂而遺失，僅《徙戎論》被完整收錄於《晉書·江統傳》中，得以流傳後世。
東晉建武元年317年），江統在江南病逝，享年約六十歲。
他的一生，曆經西晉的繁華與衰落，見證了亂世的紛爭與苦難。
他雖未能改變西晉滅亡的命運，但其《徙戎論》中所蘊含的遠見卓識，以及他一生篤守禮法、憂國憂民的精神，卻被永遠載入史冊，成為後世士大夫學習的典範。
在西晉那個“禮崩樂壞、天下大亂”的時代，江統就像一盞微弱卻堅定的燈，始終堅守著儒家的理想與信念，以筆為劍，以言為盾，試圖為亂世中的國家尋找一條出路。
他的《徙戎論》不僅是一篇政論文章，更是一個時代的“警世鐘”，提醒著後世統治者要重視民族矛盾，居安思危，方能長治久安。
而江統本人，也以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與擔當，成為西晉曆史上一位令人敬佩的“守禮者”與“憂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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