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澤心裡一暖，低頭吻了吻她的額頭：“你總是替我想得這麼周全。”
“誰讓我是你媳婦呢。”王寧往他懷裡縮了縮，“到了那邊彆逞強，有事多跟趙蘭商量，她雖是個女人，可比你細心。還有，記得常回來看看，孩子們盼著你帶北極熊玩偶呢，我也……”她沒再說下去，隻是把臉埋在他胸口，聲音悶悶的。
杜澤輕輕拍著她的背，像哄孩子睡覺那樣。窗外的雪還在下，北鬥莊園的燈一盞盞滅了，隻有他們房間的暖光，在風雪裡亮到很晚。他知道，這一去遠東，下一次不知何時才能再像這樣，和家人圍坐在圓桌旁吃頓熱飯，聽母親嘮叨，看父親喝酒，聽孩子們吵著要玩偶。但他更知道，身後有這樣一家人等著，再遠的路，再冷的凍土，他也能走得踏實。
第二天清晨，杜澤就要出發了，因為布京那裡催著他要去上任了。全家人都來送他。杜良站在最前麵，往他手裡塞了個保溫杯：“裡麵是熱粥，路上喝。到了那邊給家裡報個信，彆讓你媽惦記。”江琴紅著眼圈，往他行李箱裡塞了包炒花生：“路上餓了就吃點。”
王寧抱著兩個孩子，笑著說：“快跟爸爸說再見。”杜思遠和杜思瑤揮著小手，齊聲喊：“爸爸早點回來！”
杜澤點點頭，沒再說什麼，轉身鑽進了車裡。車開出去很遠，他從後視鏡裡看，家人還站在院門口，像一幅被雪覆蓋的剪影，暖黃的燈光在他們身後亮著，像永遠不會熄滅的牽掛。
2004年1月的雅庫茨克，零下四十六度的嚴寒把空氣凍成了脆玻璃。
杜澤站在莊園的主樓前，看著工人們給廊柱刷最後一遍紅漆，漆料在極寒中凍得發稠，刷過的地方立刻結出一層薄冰，倒讓那抹紅色顯得愈發鮮亮，像從武靈市老家帶來的年節紅綢。
“老板，地下室的通風口剛調試完，用的是國內運來的防凍電機。”桑鐵裹著厚厚的貂皮大衣，說話時呼出的白氣在睫毛上凝成霜，“從書房壁爐到勒拿河冰窖的通道，鋪了三層保溫棉，溫度計顯示恒溫五度，凍不壞設備。”
杜澤點點頭，踩著沒過腳踝的積雪往主樓走。這座占地十畝的莊園，從2002年秋天就開始秘密動工，對外宣稱是“遠東資源開發集團的員工療養院”，實則是他未來治理遠東的神經中樞。主樓的鋼筋是從山東運來的，混著當地的凍土澆築地基；門窗用的是華星電器特製的防凍玻璃，能抵抗零下六十度的嚴寒；連走廊裡的暖氣片，都是北鬥重工按他的要求改造的，熱效率比鵝國的老式鑄鐵片高兩倍——這些細節裡藏著他的用心，也藏著從國內帶來的“家底”。
進了書房，牆上掛著幅巨大的遠東地圖，圖釘還沒來得及插上，隻有用鉛筆輕輕勾勒的輪廓：除科奇的金礦、薩哈的鑽石礦、堪察加的漁港，每個地點旁都標著兩個日期，一個是“啟動時”，一個是“目標時”。杜澤的指尖落在亞庫茨克，那裡寫著“2004.1”，正是此刻。
“張弛那邊有信兒嗎？”他摘下手套，搓了搓凍得發麻的手，暖氣管的熱度順著指尖往上爬。
“剛收到電報，說已經在滿洲裡接上三位先生了，正往這邊趕。他們帶的六個箱子都妥當了，用‘精密儀器’的名義報的關，鵝國海關沒細查。”
杜澤笑了。這三位智囊是副元首親自點的將，一位專攻鵝國法律，能從《聯邦主體權限法》裡找出遠東自治的空間；一位是資源經濟專家，手裡攥著大蘇時期的礦藏勘探原始數據，比莫思科現在的檔案還全；還有一位前駐鵝武官，對鵝軍在遠東的布防了如指掌——他們是來幫他“搭骨架”的，而他早已備好“血肉”。
書桌上放著份名單，紙頁邊緣已經被翻得起了毛，上麵記著一百二十七個人的名字，每個人的名字旁都標著技能和偽裝身份：李建東，“選礦設備工程師”，實際是北鬥機械的老技術員，擅長在機器裡藏“暗門”；王洪亮，“通訊係統維護員”，來自星輝科技，能在鵝國的基站裡裝加密模塊；趙芳，“翻譯兼行政”，東北大學鵝語係畢業，在北鬥訓練營練過格鬥，是杜澤的“移動耳朵”。
“李建東他們到馬加丹了？”杜澤翻到名單中間，李建東的名字被紅筆圈了圈。
“前天到的，銅礦那邊已經接上頭了。”桑鐵調出加密通訊記錄，“他說礦場的老設備快散架了，正好以‘技術支援’的名義把咱的人派過去，莫思科派來的監工還挺高興，說‘終於有懂行的了’。”
這是杜澤和杜勇兩年前就定下的“種子計劃”。2002年深秋，武靈市的茶館裡飄著茉莉花茶的香，兄弟倆對著遠東地圖，用鉛筆在上麵畫小人：“得把自己人摻進去，但不能急，得像撒種子，慢慢發芽。”杜勇當時提議，先以“資源開發前期考察”的名義派人來踩點，摸清每個礦場、每個港口的“脾氣”，再以“設備升級”“技術合作”的名義把人安插進去。
這兩年，這些“種子”悄無聲息地紮下根。李建東在國內時就一直在第一線，知道怎麼跟礦工打交道，到了馬家丹的銅礦，沒幾天就和當地的鄂溫客族礦工混熟了，晚上一起喝伏特加，聽他們吐槽莫思科來的監工克扣工資；王洪亮在堪察加的漁港“修信號塔”，白天爬電線杆，晚上就用星輝的微型設備測信號，把港口的通訊頻率摸得一清二楚；趙芳在亞庫茨克的友誼商城當“翻譯”，每天聽著顧客閒聊，把州長的喜好、稅務局的貓膩都記在心裡，再加密發給桑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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