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四年十月廿三,武昌城的菊香混著炭火味飄進總督衙門,林則徐盯著案頭的《白蓮教糧秣清冊》,指尖劃過“房縣老營月耗粟米三百石”的批注——這是按《保甲法》逐村核減劫糧記錄,結合被俘民夫口供彙總而成,旁注“誤差不過一成”。旁邊攤開的《川楚陝倉儲黃冊》以不同顏色標注:教匪控製區用朱筆圈點,僅竹山、保康有墨筆小字注“社倉舊儲”,儲量不及官軍屯田區的十分之一。
“大人,探子回報,”千總遞上染著血漬的密報,封皮鈐著“興安驛”火漆印,“王聰兒差‘糧隊’往陝西方向,所過之處強征‘義糧’,裹挾青壯。”
林則徐撫過嘉慶帝親批的《教眾成分析要》,黃綾上朱筆圈出“青壯流民占比六成五”,旁注《戶部則例》“無籍者易為匪”律條:“此輩本為無田窮民,官軍若能授田存糧,何須從賊?”展開《鄖陽府屯田圖》,綠色墾區已在房縣周邊連綴成網,每個屯田點皆標“存糧可支三月”,源自《農政全書》“區田十畝,足養一家”之法。
千裡之外的養心殿,顒琰正在校勘《邪教糧道圖說》。圖中以墨線粗細示糧運多寡,“房縣—商洛”道旁注“月運糧百石,需民夫三百”,乃按《驛站則例》“人夫運糧日限三十斤”推算;“興山—巴東”險道標“三日僅運糧十石”,附驗道官手劄:“路窄難行,騾馬墜崖者十之三”。他取來案頭的黃花梨算盤,按《九章算術·粟米》撥弄算珠:“二十萬眾,即青壯八萬,每人日需粟一升,月耗二萬四千石——彼據窮山,安所得糧?”
“皇上,陝西急報,”軍機章京捧來黃綾折,“王聰兒攻興安屯田堡,堡民憑《保甲冊》辨賊。”
顒琰翻開《耕織黃冊》樣本,首頁繪“墾民麵形圖”,旁附《洗冤集錄》“辨手繭法”——此乃依循乾隆朝編查保甲舊製,非為新奇之術。“百姓編戶,本有‘互保連坐’之法,今不過詳錄體貌,使匪無可匿。”
又命人取來《軍屯火器陣圖》,圖中“抬槍列陣”法源自《火攻挈要》:“仰角以‘望山’為準,每升高一寸,射程加五丈。”朱筆圈注:“令炮手熟習‘望山定度’,勿言‘仰角五度’——此泰西算法,邊民不解。”
當晚,興安州屯田堡的攻防戰中,王聰兒的人馬望見堡牆豎起兩丈高的木牌,正麵墨書“本堡存粟五百石,按《賑紀》可支千人三月”,背麵開列青壯男丁名籍,旁注“習刀者三十人,善弩者十五人”,皆依《鄉兵訓練冊》舊例。堡丁了望時,以“旗語+梆子聲”傳遞敵情——旗分五色示方位,梆子點數報人數,此乃沿用明代戚繼光《紀效新書》中的通信之法。
抬槍轟鳴中,堡內突然傳出“左路第三隊步幅紊亂,必為饑疲之卒!”的呼喊——原來潛伏的“探馬”早將教匪隊列疏密、行進步態記於《賊情密單》,以“圈點符號”暗傳堡內,絕非虛妄之術。當王聰兒見己方“前軍迂回”的路線被紅筆標於圖上,驚覺官軍所用並非妖法,而是實打實地派細作混入糧隊,逐人逐馬記下了行進數據。
退至山穀時,月光照著道旁的“屯田碑”,碑額“永業田界”四字下刻著“東至山溪,西至鬆崗,南至官道,北至荒坡”,四至皆依《大清會典》“丈量田畝,以步弓為準”,旁附裡正、甲長聯名畫押——這是清廷編修魚鱗圖冊的常法,並非奇技淫巧。軍師苦歎:“官軍不過把保甲、屯田的老法子做細了,咱們卻連弟兄們的籍貫都記不全,如何敵得?”
紫禁城的輿圖上,代表屯田堡的綠色算珠每日遞增,皆因新歸降的流民按《賦役全書》編入保甲,每十戶設一“糧長”,專司記錄墾田、收糧數據。嘉慶帝以《周禮》“司稼掌均萬民之食”為據,在《川楚陝平定折》上朱批:“賊以虛言惑眾,我以實田係民;賊以劫掠充糧,我以耕織足食——此非奇謀,乃循祖宗成法,以實心行實政耳。”
是夜,數據房內算生們依《九章算術·均輸》撥動算盤,算珠聲與更鼓相應。而在大巴山新收複的土地上,工匠正按《營造法式》鑿刻“屯田碑”,碑麵所記“墾田十畝,年收番薯三千斤”,皆取自直隸試行的番薯種植實錄——這不是超越時代的奇跡,而是將祖宗傳下的農書、法典落到實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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