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四年十月廿三，武昌城的菊香混著炭火味飄進總督衙門，林則徐盯著案頭的《白蓮教糧秣清冊》，指尖劃過“房縣老營月耗粟米三百石”的批注——這是按《保甲法》逐村核減劫糧記錄，結合被俘民夫口供彙總而成，旁注“誤差不過一成”。旁邊攤開的《川楚陝倉儲黃冊》以不同顏色標注：教匪控製區用朱筆圈點，僅竹山、保康有墨筆小字注“社倉舊儲”，儲量不及官軍屯田區的十分之一。
“大人，探子回報，”千總遞上染著血漬的密報，封皮鈐著“興安驛”火漆印，“王聰兒差‘糧隊’往陝西方向，所過之處強征‘義糧’，裹挾青壯。”
林則徐撫過嘉慶帝親批的《教眾成分析要》，黃綾上朱筆圈出“青壯流民占比六成五”，旁注《戶部則例》“無籍者易為匪”律條：“此輩本為無田窮民，官軍若能授田存糧，何須從賊？”展開《鄖陽府屯田圖》，綠色墾區已在房縣周邊連綴成網，每個屯田點皆標“存糧可支三月”，源自《農政全書》“區田十畝，足養一家”之法。
千裡之外的養心殿，顒琰正在校勘《邪教糧道圖說》。圖中以墨線粗細示糧運多寡，“房縣—商洛”道旁注“月運糧百石，需民夫三百”，乃按《驛站則例》“人夫運糧日限三十斤”推算；“興山—巴東”險道標“三日僅運糧十石”，附驗道官手劄：“路窄難行，騾馬墜崖者十之三”。他取來案頭的黃花梨算盤，按《九章算術·粟米》撥弄算珠：“二十萬眾，即青壯八萬，每人日需粟一升，月耗二萬四千石——彼據窮山，安所得糧？”
“皇上，陝西急報，”軍機章京捧來黃綾折，“王聰兒攻興安屯田堡，堡民憑《保甲冊》辨賊。”
顒琰翻開《耕織黃冊》樣本，首頁繪“墾民麵形圖”，旁附《洗冤集錄》“辨手繭法”——此乃依循乾隆朝編查保甲舊製，非為新奇之術。“百姓編戶，本有‘互保連坐’之法，今不過詳錄體貌，使匪無可匿。”
又命人取來《軍屯火器陣圖》，圖中“抬槍列陣”法源自《火攻挈要》：“仰角以‘望山’為準，每升高一寸，射程加五丈。”朱筆圈注：“令炮手熟習‘望山定度’，勿言‘仰角五度’——此泰西算法，邊民不解。”
當晚，興安州屯田堡的攻防戰中，王聰兒的人馬望見堡牆豎起兩丈高的木牌，正麵墨書“本堡存粟五百石，按《賑紀》可支千人三月”，背麵開列青壯男丁名籍，旁注“習刀者三十人，善弩者十五人”，皆依《鄉兵訓練冊》舊例。堡丁了望時，以“旗語+梆子聲”傳遞敵情——旗分五色示方位，梆子點數報人數，此乃沿用明代戚繼光《紀效新書》中的通信之法。
抬槍轟鳴中，堡內突然傳出“左路第三隊步幅紊亂，必為饑疲之卒！”的呼喊——原來潛伏的“探馬”早將教匪隊列疏密、行進步態記於《賊情密單》，以“圈點符號”暗傳堡內，絕非虛妄之術。當王聰兒見己方“前軍迂回”的路線被紅筆標於圖上，驚覺官軍所用並非妖法，而是實打實地派細作混入糧隊，逐人逐馬記下了行進數據。
退至山穀時，月光照著道旁的“屯田碑”，碑額“永業田界”四字下刻著“東至山溪，西至鬆崗，南至官道，北至荒坡”，四至皆依《大清會典》“丈量田畝，以步弓為準”，旁附裡正、甲長聯名畫押——這是清廷編修魚鱗圖冊的常法，並非奇技淫巧。軍師苦歎：“官軍不過把保甲、屯田的老法子做細了，咱們卻連弟兄們的籍貫都記不全，如何敵得？”
紫禁城的輿圖上，代表屯田堡的綠色算珠每日遞增，皆因新歸降的流民按《賦役全書》編入保甲，每十戶設一“糧長”，專司記錄墾田、收糧數據。嘉慶帝以《周禮》“司稼掌均萬民之食”為據，在《川楚陝平定折》上朱批：“賊以虛言惑眾，我以實田係民；賊以劫掠充糧，我以耕織足食——此非奇謀，乃循祖宗成法，以實心行實政耳。”
是夜，數據房內算生們依《九章算術·均輸》撥動算盤，算珠聲與更鼓相應。而在大巴山新收複的土地上，工匠正按《營造法式》鑿刻“屯田碑”，碑麵所記“墾田十畝，年收番薯三千斤”，皆取自直隸試行的番薯種植實錄——這不是超越時代的奇跡，而是將祖宗傳下的農書、法典落到實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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