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礦稅之獄震動寰宇，其肇端實始於嘉慶十年鹽政更張。當兩淮鹽引拍賣之製以算籌明證“價跌稅增”後，聖命戶部尚書戴衢亨仿揚州鹽運司“商稅登記舊法”，創設全國官員考成體係。所謂“治熵之術”，非夷人之奇技淫巧，乃將本朝考成法量化為度：糧價差率逾兩成、賦稅征比低於八成、民訟率月增三成，三者得其二則標黃警示，全中則標紅示警，觸發禦史“循數按察”之權。
戴衢亨於軍機處宣示新製時，手捧《戶部考成則例》曰：“昔日言官彈劾多憑風聞，今日查案必依算籌。”其例中明載“數據建檔”之規：各州縣每月須以蠅頭小楷填製《民生三表》，詳錄糧價、賦稅、民訟諸項，由布政使司彙總成圖，驛遞入京時鈐蓋三重關防印信，若數據抵牾參差，罪坐初報官員。民間暗稱此製為“數碼枷鎖”，自此鄂輝之流貪吏，再難借“災荒”“匪患”等虛詞搪塞君父。鄂輝所轄雲南黃冊內，“礦稅背離”之狀連三月標紅，終至聖怒，被詔進京嚴鞫。
鄂輝伏法後，嘉慶帝簡拔戶部侍郎初彭齡署理雲貴總督，攜新定“礦稅丈量法”星夜赴滇。湯丹、碌碌諸大礦中，查案官員以“開礦數用工數產礦數”三聯賬冊勾稽核計，竟發鄂輝任內私運銅礦四十萬擔至緬甸，所換翡翠寶石充塞其京城彆院地窖，珍玩寶器堆積如山。更有甚者，為掩蓋私運之跡，竟將礦難死者謊報為“逃工”，致使百二十七具遺骸曝於野礦，遺屬投訴無門，隻能於礦坑前立“千人碑”，血書控訴於道。
案鞫得實後，聖詔修訂《戶部則例》，新增“礦稅五聯單”之製：凡銅礦開采、運輸、抽課、銷售、存庫五環節，各鈐不同官印以為驗，數據登入黃冊時必以滿漢雙語對照，且許商民至布政司衙署閱看公示。雲南百姓初見礦稅細目張於轅門，即便偏遠倮倮族頭人，亦持貝幣逐欄核算“抽成多寡”，百年間官商勾結之積弊，竟在算珠起落聲中漸次瓦解。
丹墀之上，初彭齡呈遞查案賬冊時，指陳鄂輝舞弊之術：“該員利用‘移丘換段’之法虛增產量，卻不知開礦數目與用工銀兩相映，礦砂出水率與運輸腳費相核，任他百般掩飾，終難越算籌之網。”嘉慶帝撫案長歎，顧謂諸臣：“滇銅之案，非獨懲一鄂輝，實乃立‘以數治吏’之規——今後各省賦稅、民生諸項，皆須入冊建檔，敢有虛飾數據者，罪同欺君！”
自此，戶部黃冊之上，每一筆數據皆成懸鏡，照破天下貪墨之徒的欺瞞伎倆。而西南礦場的算盤聲，亦成為大清吏治革新的先聲，在銅爐炭火與算籌碰撞中，為帝國的官僚體係注入了一絲冷峻的理性之光。當算珠在賬冊上劈啪作響，當黃冊上的數字被反複核驗，這場始於鹽政的數據革命，正以不可阻擋之勢，重塑著王朝的吏治格局，讓“以數治吏”的理念，在紫禁城的飛簷與礦場的篝火星子間，漸漸織就一張細密的監督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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