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一年春分，戶部銀庫的算盤聲此起彼伏，張恪盯著《國家歲入歲出算盤總圖》上跳動的算珠，心中暗驚——這場關乎國本的春計核算中，籌國之權衡已到生死攸關的時刻。算盤列陣顯示，宗室祿米開支已占國庫歲出的27，而漕糧鹽引的合計虧空達白銀三十萬兩，相當於直隸全省一年的賦稅。他望著廊柱上“量入為出”的禦筆匾額，匾額下新貼的《財政算盤核計榜》被春風掀起，露出“宗祿壓頂，國庫如洗”的紅筆批注，恰似帝國財政命脈上的一道血痕。
戶部值房內，李順將聖祖朝以來的宗室人口數據導入《宗祿增減算盤模型》：“康熙朝宗室八百人，祿米歲支萬石；今道光朝宗室已逾三千人，”算盤珠撥出“歲支祿米八萬石”的總數，“且每石祿米經竹籌虛報，實際支給達十二萬石。”張恪翻開《嘉慶朝宗祿實錄》，見“宗祿年增三成”的朱批，用算盤核計出驚人結論：“再容讓十年，宗祿將吞儘天下漕糧。”這些在算盤上跳動的數字，正在將帝國推向財政崩潰的懸崖。
乾清宮內，道光帝對著《洪澤湖賑災奏》皺眉——此次決口需銀五十萬兩，而國庫僅存二十萬兩，缺口竟需挪用來年漕糧折銀。載錫趁機呈上《宗祿豁免疏》：“祖宗家法，宗室祿米不可核減，”疏中用竹籌列陣“災年豁免祿米，動搖國本”的邏輯，“可將賑災銀分攤至各省鹽引，每引加征三錢。”此言看似在為朝廷分憂，實則欲將負擔轉嫁給民間，保宗室而損百姓，讓道光帝陷入“保社稷”與“全宗法”的兩難。
都察院門口，張恪率算學吏跪呈《宗祿漕糧對比算盤冊》：“每宗室一人，歲耗祿米四十石，等同十戶農戶全年收成，”冊中用算盤圖示對比“宗祿占比”與“民生開支”——前者如巨蟒盤繞國庫，後者則細如遊絲。鹽丁王九叔帶著漕幫《實運算盤日誌》加入請願：“三年來漕糧實運僅七成，其中三成皆充宗祿，”日誌中“宗祿虛增”的算珠公式與戶部數據互為印證，將宗室特權與民生困苦的尖銳矛盾展現在朝堂之前。
子夜，道光帝在禦案上用算盤並列核計：左側是載錫的“宗祿豁免賬”，右側是張恪的“虧空致命賬”。當算珠撥至“宗祿歲支白銀二十四萬兩”時，他突然想起聖祖朝“愛新覺羅子孫，不可廢耕戰”的祖訓，抓起嘉慶朝算籌筆筒砸向算盤——珠子散落間，“宗祿減半”的算式隱約成形。他提筆在《宗祿改革試辦折》批注：“著宗人府核減遠支宗室祿米三成，以十年為期，逐年遞減。”這一批注，是皇權在經濟壓力下對宗法製度的首次主動切割。
卯時，宗人府傳出上諭：“遠支宗室祿米，按算盤算計實數支給，近支仍從舊製。”這道僅限“遠支”的改革詔令，雖讓張恪團隊核減了一萬石虛增祿米，卻在載錫“近支為國家根本”的抗辯下，保留了核心宗室特權。載齡在肅親王府冷笑：“三萬近支宗室仍穩享厚祿，”他撥弄著灌鉛算盤，“遠支減祿之數，不過是咱們鹽引虛增的零頭。”改革的有限性，彰顯出宗法製度的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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