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以來，詠梅詩文無數，即便是詞令風行的宋時，描寫梅花的詩作也是不勝枚數。廣為人知的自是王安石的《梅花》以及林逋的《山園小梅》。而王棣隨口誦出的這首《紅梅》，則又是以另一種角度來描寫梅花，也就使得這首詩顯得彆具一格。
整首詩可謂是意境高遠，讀來也是朗朗上口，尤其是高超的表現手法，更是令人讚歎；儘管是在描寫梅花，但是很顯然詩人在這裡是另有所指。
文為心聲，此詩當亦如此，雖寫紅梅，卻何嘗不是在寫人性？
桃李莫相妒，人與人當亦如是；紅梅高潔，未肯十分紅，若換作人，亦當低調謙和，否則難免為世人所誤，悠悠眾口，又哪能事事迎合？
照理說，王棣這種年齡是絕能寫出這般富有哲理性的詩句，但外人聯係到他的身世，倒也不曾置疑——王相公的經曆、遭遇擺在那，到現時舊黨執政，介甫先生苦心孤詣經營的新法革新局麵土崩瓦解，於某一部分人而言，實是人生之殤。
縱觀王安石家族，祖父王用之曾任衛尉寺丞，叔祖王貫之是鹹平三年進士，父親王益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到了他同輩，兄弟七人儘皆出仕為官，有四人進士及第，臨川王氏與眉山蘇氏乃絕世雙驕也。惜哉的是，及至安石子侄輩，原本就子息不盛，唯有位列“臨川三子”之一的王雱驚才絕豔，偏偏天妒英才，餘者皆不足道也。至於孫輩，子男七、八人，最長者剛加冠禮，年幼者尚牙牙學語，除了王桐少有才名，餘者泛泛。而讓東坡居士讚譽有加的王棣，則經年無音訊。
世人看在眼中，皆言王氏後繼無人也。
一首《紅梅》橫空出世，乍然將王棣帶回了世人麵前。
江寧是王氏的大本營，前有王益任通判，其後王安石、王安禮相繼出任知府，在這方土地，王家的一舉一動都頗受關注。
“王家寶樹”終於在公眾麵前嶄露頭角，有人欣慰開懷，有人樂見其成，自也有人不以為然甚至滿懷惡意的質言誹謗。但無論如何，王棣算是再度出名了。
隻不過，在詞風鼎盛的本朝，《紅梅》這樣的一首詩也掀不起太大波瀾。
曲子詞曲子詞，原本就極適合誦唱。
大宋建國百三十年，至神宗朝時，城市人口三成餘，民間的富庶與社會經濟的繁榮實遠超過盛唐。時人便有“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之讚。
社會經濟發達，各種樂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因而催生出詞作，至有井水處皆唱詞令也。
時下最為知名的詞人當數蘇軾、晏幾道、秦觀、周邦彥幾人，青樓章台、平康行院多唱其詞。
文人作詩詞供歌伎演唱歌舞侑觴增添娛樂，歌伎慕名請文士寫詩題詞，以此抬高身價。此乃風流雅事，“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柳永，“叔原妙在得於婦人”的晏幾道，莫不如是。
淺吟低唱如柳三變，縱使奉旨填詞，亦能唱徹樂坊。
時下以蘇詞為最尊，亦為之宗，然ji者最喜者仍是秦少遊、周美成。無他，東坡居士之詞大多不適。
“柳郎中詞，隻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
此寥寥數十字評說在元佑五年自金陵始，短短數月傳遍大江南北，首功當推聶勝瓊。
初二那日，“寒煙閣”頭牌姑娘一直跟隨王棣左右，聽其言觀其行，或微蹙柳眉，或凝眸細思，目光多在王家三郎身上，純潔如梅。
臨彆前，她走到王棣身前，大大方方的邀請王家少年郎前去“寒煙閣”聽曲，又說有不情之請，希望王三郎能為她填闕詞。
這在王棣聽來隻是覺得有些奇怪，畢竟是初次見麵，不熟的好不好，還真是不情之請呢。
但李之問等人卻是驚詫不已了。作為聶勝瓊的擁躉者，他們自然清楚她的“成長之路”——聶姑娘色藝雙絕，精通吹拉彈唱各種樂器，唱的曲子詞除了蘇、晏數人之作，便是她自己的作品。自出道以來，她可從沒主動向彆人邀“詞”。王棣何德何能啊，竟讓聶姑娘“破例”。
之後，聶勝瓊又問王棣喜好何家詞風。是真不把自己當外人呀。
王棣遂有了那幾句話，聽者儘覺精辟之極。
初二過後這十來日，金陵城春節氛圍猶濃，眼見著上元節日漸，全城關注的“花魁大會”即將到來。
“花魁大會”即“品花評”。盛唐時期，文人騷客便常與名ji歌女往來，詩酒唱和。詩人常贈詩名ji，讚美或品評其才藝品貌。到了本朝就開始出現正式評選青樓名ji的“選美”活動，士人以此尋歡作樂，還名美其名曰“評花榜”。
所謂“評花榜”，有的是用各類名花來品評比擬名ji，評選出“花魁”；有的則乾脆模仿科舉考試的功名頭銜來排列名ji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狀元”、“榜眼”、“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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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年間，汴京就已有“評花榜”。其時汴京名ji郜懿以美貌著稱，被文人詞客品評為“狀元紅”，紅極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