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王棣心中波瀾起伏，丁大有將李屠夫一眾十八人收監關押，經審訊得曉這夥水寇老巢所在處另有匪徒若乾，當即一麵呈報濟州，一麵調集縣衙捕快及巡檢司人馬，弓手、土兵合計百五十人，浩浩蕩蕩的前去剿匪。
兵貴神速嘛，一旦讓那些水匪餘孽探知消息遁逃，水泊梁山縱橫交錯，想再追剿可就千難萬難了。
這雖然有搶功之嫌，可誰也挑不出不是來。丁知縣把握戰機的本事確實了得，可見是有上進心的，剿匪有功，說不得可往上動上一動的嘛。
當然，丁大有在奏狀中可不敢貪了王棣等人的功勞，大致說明了事情始末，自然免不了用上些許春秋筆法，少不得為鄆城縣粉墨一二。
是夜，丁知縣攜主簿、縣丞、縣尉等鄆城縣衙主官及本地鄉紳在城中最大的酒樓款待王棣一行。
席間，有一穆姓中年最入王棣“法眼”，問答數回，愈覺其有異於常人。
穆儒生穿一身洗的有些發白的青裳，須發修剪得當，眉目堅毅，極少與人言談，顯得鬱鬱不得誌。
宋江瞧在眼裡，藉敬酒之機與王棣坐著的一人換了座，與王棣低聲言語。
一縣押司大多有八位，王棣冷眼旁觀，大抵是以宋押司為首，可見這黑臉三郎是最受丁知縣器重的。
不過，王棣也注意到，另一位喚作張文遠的押司對此“另眼相看”，默默的乜了宋江一眼，目光中掠過一抹陰鷙。
果然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王棣心中暗道，對那貼書後司張文遠暗暗留了心。
倒是宋江對本地的風物人情、諸家淵源之博聞強記讓王棣吃驚不小，其信手拈來，侃侃而言，果然是有見識才乾的。
據宋江介紹，那穆姓落魄儒生名叫穆揚，字人清，本是汶陽人士，父輩方遷來鄆城縣。
說起汶陽穆家，在濟州可是鼎鼎有名，穆揚的祖父便是穆修穆伯長，因一人而名一族也。
王棣依稀聽過穆修此人，再結合宋江一番解說，對其人乃至汶陽穆氏有了更為直觀詳細的了解。
這穆修在後世聲名不顯，但卻是個大牛人，其門生弟子中有赫赫有名的尹洙、蘇舜欽，歐陽修也受其影響極深，至少在其時他的才學、地位可見一斑。
穆修自幼苦讀，十餘歲即落筆成章，出口成誦。二十餘歲博覽群書，對文體文風便有了見解。他不滿當時流行的“西昆體”靡麗文風，力主恢複韓愈、柳宗元散文傳統。一時間，其作品不脛而走，有些竟被傳入宮廷。
一天真宗皇帝讀了他的文章，責問閣臣：“這等奇才，怎麼不推薦給我？”宰相丁謂忙說：“此人出身微賤，行為不端，不可大用。”原來，穆修與丁謂有布衣之交，後丁謂居官，一味拍馬逢迎，不思民憂，為穆修所唾棄。一次兩人相逢於漢水，穆修非但未表示親近，反而揖而遠之。
僅此一例便足見其不阿權貴修性剛介。
大中祥符年間，真宗東封泰山，詔舉齊魯人才。穆修得選。大中祥符元年考中進士，被委以泰州司理參軍。按慣例，新官上任先要拜會通判。可穆修自負才氣過人，不肯違心隨俗。對一幫庸俗之輩，更是不理不睬。很快得罪了包括通判在內的一批人。後來通判捏造了幾條罪名，將他貶往池州，年餘方得自由。
仁宗天聖初，張知白知毫州，當地一豪士出資造佛廟，張知白使人請穆修撰寫記文，記文寫成後，不書寫那位豪士之名，豪士便以重金賄賂穆修，求載名於記，穆修投金庭下，遂促裝去郡。豪士謝之，穆修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
數年後，其遇赦釋放，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即遇盜或臥病，費竭然後已，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印數百部，攜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許值，先展揭披閱，修就手奪取，瞋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當以一部贈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其時，自五代文敝，國初，柳宗元開始為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遊。修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穆修推崇韓愈、柳宗元。曾親自校正、刻印韓愈和柳宗元文集。他提倡韓柳古文，首先推崇“古道”。他說：“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又說：“道者，仁義之謂也。”不過，他雖衛道，卻不似韓愈那樣辟佛，例如他寫《蔡州開元寺佛塔記》、《亳州法相禪院鐘記》，雖以儒者自居，卻承認佛氏“亦善導於人者”，認為儒講禮義已難引人為善，而佛說禍福卻能勸人為善。
文人之傲，在其身上體現而遺，而其也終究貧困潦倒鬱鬱而卒。
穆修死後，雖聲名漸隆，卻也未曾澤蔭後人。縱使汶陽穆氏在齊魯一帶頗是聞名，其子孫仍是困窘落魄，隻枉留穆氏文骨錚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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