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遼國使團的抗議第一時間便到了樞密院，國信所、北麵房等相關職司不敢怠慢，立即上奏樞密院同知。
遼宋之事無小事，外交策略以此為最重。經過緊急協調溝通，開封府發告海捕文書，派遣人手緝拿案犯，效率極快。
王棣以為此事又會被各方推諉原是沒錯的，但因遼國使團的強勢介入，事件的性質有了根本改變，任誰也不敢輕視，這倒出乎他的意料了。
再說說悲催的樞密院。
本朝初，彆置中書禁中，是為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掌民政；樞密院掌軍政。中書門下彆名政府、東府，樞密院彆名右府、西府，中書門下與樞密院並稱“二府”或“兩府”。太宗對宰相李昉等說：“中書、樞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亂根本係焉。”正所謂是“樞密之任，秉國大權。……本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勢均中書，號稱兩府。”
但樞密院雖統領軍事，卻並不直接統帥軍隊，有軍政權，卻無握兵之重。初分四房：兵房、吏房、戶房、禮房。神宗元豐五年新官製頒行，改為十房，後又增加二房，共十二房，依次為：北麵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閱房、廣西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雜房、支馬房、小吏房。
元豐改製以後，樞密院結構保持不變，兵政仍歸樞密院，但是，武官銓選除授歸尚書吏部，地方民兵和廂軍名籍、蕃官加恩等歸尚書兵部，樞密院的職權已經大大削弱。元佑二年二月，“太師文彥博言：廂軍舊隸樞密院，新製改隸兵部，且本兵之府，豈可無籍？”遂詔曰：“逐部自今進冊，以其副上樞密院。”。可見，神宗雖然刻意保留樞密院，但已無法避免樞密院權勢的逐步衰落。這種發展趨勢是走向二府合一，樞密院漸有被中書所吞並之勢。
而現今的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二位正副主官也遠不及當初的樞密使及樞密副使那般位高權重。樞密院，幾成擺設。
但這“花瓶”也是有職責的，真要鬨出外交事件，吃不了兜著走，自擔其責吧。
某陰暗潮濕處，一身形頎長的漢子來回走動，半響，沉聲說道：“已是三日了，得想法子出門才是。”
另一個身形微矮的漢子歎道：“都是某惹的禍呀，也罷，某自去開封府衙投案，總不致連累了諸位好漢。”
高大漢子擺了擺手：“此話莫要再提，免得傷了朋友情義。”
矮挫漢子又是一聲長歎，羞愧不已。
沉默了片刻，高大漢子問另一人：“小乙，你這幾位朋友可靠的住？”
那人答道：“員外且寬心，萬分可靠。那位楊雄號‘病關索’，與‘拚命三郎’石秀情同手足。‘出林龍’鄒淵與‘獨角龍’鄒潤本是叔侄倆，皆是性氣高強的漢子。這幾位儘是開府街麵響當當的漢子，最重江湖義氣，與某相識數年，甚是相投。”
這幾人正是盧俊義、宋江，那日與王棣一夥人火並，折損了十餘人，勉強倉惶逃脫，後來在燕青七拐八繞之下找了都中友人，方找了個地方安頓。
二十來人同遊東京，不想惹來禍端，盧俊義身邊門客全軍覆滅，僅存主仆二人。另一邊也僅宋江、吳用與碰巧彙合的李逵，阮小二不知所蹤。
也虧得是燕青擅長交際，往常來東京最多出入賭坊關撲場所，很是交結了些街麵人物，這當口便派上了用場。
隻是這藏身之所就一言難儘了。
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為‘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絕也。
樊樓，即礬樓。地麵上的樊樓是京師的地標性建築，而地麵下的鬼樊樓則是藏汙納垢之地，是繁華京師的陰暗麵。
普通京師人士有兩怕，一怕官府，二怕鬼樊樓。
有一批凶惡之徒，以鬼樊樓為基地，專營不法事。趁著年節，在大街小巷拐帶小孩，俗稱“拍花子”，家裡人自然要著急尋找，但隻要他們帶著孩子逃入地下渠道，這孩子就算沒了。就算家長去官府報案，衙役也找不到他們的窩點。
京師有多廣闊，這鬼樊樓就有多大，裡麵四通八達，如同一個地下城市。小孩在裡麵成長，接受“前輩們”的教導，三觀都被扭曲，男孩成為乞討者或扒手，長大後就是鬼樊樓的新一批乾將；女孩命運更悲慘，聽話的賣到上麵的青樓，不聽話的就留在地下，同樣做的是煙花買賣。
本朝對拐賣人口判得極重，《宋刑統》規定：“略賣人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裡；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因而殺傷者，同強盜法；和誘者，各減一等。”
可那也得抓住嫌疑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