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市？潘家一直做著走私貿易？不過，這倒也不奇怪。
關於走私一事，王棣曾與蘇軾談過這個話題，這段時間也和許貫忠探討過，算是比較熟悉其中內情。
大宋初，與契丹雖聽沿邊互市，而未有官司。太平興國二年，大宋開始在鎮州、易州、雄州等與遼交界的邊境設立榷場，命常參官與內侍同掌，輦香藥、犀、象及茶。然而其榷場貿易之下的走私活動，在雙邊貿易交往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榷場貿易中有諸多禁止買賣的物品，如糧食、馬匹、書籍、硫磺等，但由於禁物限製，榷場並不能真正的滿足兩地人民的消費需求和統治者的統治需要。由此，在榷場貿易的同時也有很多遼宋邊界附近的民眾從事走私貿易。
以糧食為例，宋初河東路北部沿邊地區禁耕時間未久，農業生產仍在發展。太宗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北部邊民仍有餘糧可以售賣給遼邊民。之後宋朝多次下詔禁止緣邊人戶售糧入北界，期間還曾下令“兩地供輸人戶止許糴上二鬥供家食用“，以打擊糧食走私行為。
然而“沿邊及兩地供輸人戶托此為名，夾帶將過來，偷買斛鬥將去“的現象時有發生，遼邊民在河東路緣邊地區買糧的行為可謂不絕。
榷場也稱作“茶馬互市”，即以宋國的茶葉換取遼國的馬匹。而茶馬互市的發展，最初並不是一開始就是用茶葉來換取馬匹，而是以銅、陶瓷等資源，或者是糧食等生活必需品來換取，中原地區地產豐盛，糧食，茶葉，銅礦，鐵礦，金礦等更是數不勝數，使得百姓可以自給自足，而周邊的遊牧民族，因為地理位置的原因，使他們從小驍勇善戰，盛產好馬。
崇年時期，以茶一駝三十二斤十二兩以上方可易馬一匹，而上馬則需要茶二駝以上。而就大宋貨幣比值和茶馬比價來看，這種茶馬比價是不合理的。而比價不合理，就造成了雙方都不滿意，雙方都不滿意，就有人動起了歪心思。
再者，時既榷官茶，複強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係者數百人，璆至，即日儘釋之。還有，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為緡十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
意思是說，種茶必須要交相應的茶稅款，若是交不出，則會被判刑入獄，如果你因為交不出茶稅而被關押，那麼想免除牢獄，隻有花費重金保釋，並且出去之後還會有著記錄，你的子孫都會受到影響。
這樣看來，那些百姓、茶商們不從事茶馬走私才是怪事呢。
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麵送闕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麵配本州牢城。
在從事茶馬走私行為中，官僚占據了其中一類，在這類走私經營的官員中，一部分是手握實權的高官，另一部分則是大宋的皇親國戚。
走私，自然不局限於茶馬，走私貨物五花八門，譬如香料犀牙，譬如食鹽銅鐵，譬如糧食綾羅。
雖然，“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又有“國朝之製，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豕，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橐駝，及商人販茶皆算。有敢藏物貨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與捕者。”之罰處，但正因商稅過重，方令走私大行其道。
“此事可有證據？”王棣隱約感覺到某一根線將所有的事串聯完整，但始終不得要領。
“沒有。”武鬆輕輕搖頭：“他們不信任某。”
“他們？”王棣唇角露出一絲譏笑：“包括秦縣丞吧？”
武鬆坐的筆直：“對，巡檢司、都監、屯駐軍中都有份參與。”
王棣雙眼一眯，瞳孔微縮，這算是官商勾結的大型走私集團嗎？
國朝在地方上遠離州縣政治中心的山水險要又是交通必經之處、商業市鎮、鹽茶生產場務和運銷途中，沿邊沿海等邊防要地等等，普遍設立巡檢司，並且以巡捉盜賊，維持地方治安，穩定基層社會秩序，巡查捉拿走私、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為主要職責。
各路、州、府均置，統稱兵馬都監，簡稱都監。其中，路都監掌本路禁軍屯戍、邊防、訓練，州府以下都監掌本城軍隊屯駐、器械、訓練、差使，以資淺武官擔任者稱監押。
所謂“屯駐軍”，即地方禁軍。各類禁軍，除殿前司的捧日和天武兩軍外，其餘都要更戍。更戍移屯的名目有三種：一曰“就糧“，即移駐糧草豐足之地，並準許家屬隨營；二曰“屯駐“，即由京城調出戍邊或戍諸州，並臨時隸屬於諸州；三曰“駐泊“，即移屯諸州但隸屬關係不變。
倒無太多震驚，顯而易見的是，在大名府搞走私的比其它地方更多顧忌。畢竟是陪都，路、府、縣一級一級的官衙盯著，不打通關係絕難行此勾當。但潘家能量的確夠大，居然勾連上了幾大職能部門共同經營，簡直是暢通無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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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受了屬下弟兄傷亡的刺激，加上王棣背景過得硬，武鬆終於還是掀開蓋子將這事曝了出來。
其實他也是知之不詳，大部分是靠聽傳與猜測所得。但潘家走私這事是確定有的，而且還與京中有關聯，元城上任知縣便是想查此事引火燒身被貶去彆處，向來與潘家不對付的本縣主簿盧正風怕受牽連選擇做了縮頭烏龜，至於前任知府是否與此事有瓜葛那就不得而知了。
潘氏這麼多年來一直用走私牟取的暴利打點關係，這其中少不得大手筆讚助東京潘氏，用以維護百年潘氏的地位。這事關係皇家，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甭想去查找什麼證據，自由心證。
潘家所謀甚大，大抵是求取延續宗族輝煌，走私固然有風險，但收效快獲利高，做了這麼多年早已是熟門熟路，哪還停得下手來？
至於說盤剝鄉民、魚肉百姓這種下三濫的低級路數，還真與潘家無太大關係。或者說，與潘氏嫡係乾係不大。就好像是那些個社團老大，哪還會屈尊去市麵上收保護費？狐假虎威的是張迪之流，打著潘家的名頭欺壓弱小。但潘家必須的背這口鍋，像張迪、石勇這些潑皮地痞原本就是潘家的“看門狗”，是為鷹犬打手。如石勇放賭的賭場，幕後便是潘家四房操盤。
這些事都是事實，但若去查多半是查不到潘家的。就譬如說那賭場，明麵上與潘家沒有絲毫乾係，縱然能捉賊捉贓，也自有人認罪。再說了，賭博有多大的事呢？
國朝初期倒是禁的嚴，太宗淳化二年閏二月己醜，詔京城蒲博者，開封府捕之，犯者斬。鄰比匿不聞者同罪。開櫃坊賭場）者，並其同罪真宗時期考中進士的肖疏經查有賭博前科，遂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
迨至宋王朝中期，開國之初嚴禁賭博的風氣逐漸被敗壞，賭博不僅在市民階層中廣泛流行，連統治者都帶頭賭博了，當時的文人、士大夫也大都熱衷於此。有關賭博的述作也是空前興盛，曠代未有。這些述作文辭秀美，采名雅潔，從書名上看儼然要擺脫賭博的粗陋了。
對於潘氏種種不法行為，大名府自上往下的官員挨了一茬又一茬，當真個個都是庸碌之輩，燈下黑？完全不知情？自非如此。大抵沒多少官員願意去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要拿在朝野之間有著盤根錯節的地方豪門開刀，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份量，彆吃不到反惹一身臊。更要命的是，拔出蘿卜帶出泥，犯了眾怒你這官還要不要做下去？所以，要麼視而不見，要麼遠遠避開，要麼同流合汙。
如秦敏學，就為潘家大開方便之門。
說到秦縣丞，武鬆很是糾結。他與秦敏學同年入元城縣衙公乾，雖然官吏殊途，許是都非本地人，初來乍到之際多受排擠，二人同病相憐，一來二去的倒成了關係不錯的朋友。
開初，秦縣丞是想有一番作為的，但很快發現他的那一套完全不可行，處處受製於人，寸步難行。也不知從何時起，他與潘家越走越近，漸漸的成了潘家在元城縣的代言人。而因為有開初的相知之誼，秦敏學倒是一直很照顧武鬆，即便武鬆與他刻意保持距離，即便他在元城縣話語權越來越大，也是待之一如往昔，人生若隻如初見嘛。如此，重情重義的武鬆也不好與秦敏學劃清界限，反而儘量幫著他，儘量不讓他錯的太過厲害。
前年，也不知那夥人用了什麼手段，逼得知縣、主簿、縣尉貶的貶病的病，元城縣便成了秦敏學的一言堂。王棣還未上任，這邊已是起了他的底，知道他靠山硬，不好得罪，達成了收斂的共識。
武鬆知道的就這麼多，畢竟他並不是那個圈子裡的人，還能做這個都頭還是秦縣丞念舊情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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