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者是客嘛，總要儘可能的保障大相的日常生活，來來來，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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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俊舉杯邀約，祿東讚與裴行儉舉杯應和，各自喝了一口。
黃酒清涼、醇香回甘，乃是上品。
車外有喧囂聲響起，祿東讚隨手撩起車簾，見一輛馬車大抵是車軸斷裂、傾倒在路邊，隨行的商隊仆役正在喊著號子將馬車扶起，周圍彙聚了不少人。
放下車簾，祿東讚道：“大唐之所以富饒豐足，商賈功不可沒，他們周轉南北貨殖、勾連東西商路，使得各種物資得以流通，取長補短、以無充有。聽聞海貿之盛，甚至更在絲路的十倍以上，不知是否誇大其詞？”
裴行儉夾了一筷子肉放在碗中，點頭道：“船運的便利性遠勝於陸運，一艘船的裝載量等同於幾十上百輛馬車，所以海貿的規模更大、也更為便利。”
祿東讚蹙著眉頭，看向房俊：“恕我直言，漢唐以來，中土奉行的是‘重農抑商’之策，一以貫之、從無更改。可如今諸多世家門閥全部投身於商賈之事，長此以往，商賈之地位必然飆升，將會動搖大唐之社會結構，不知大唐是否做好應對之策？”
所謂“社會結構”，簡而言之便是“士農工商”的架構，商賈處於最底層，飽受歧視、打壓。
可隨著貿易之發展，商賈勢力飆升，攪動甚至顛覆這個架構乃遲早之事。
是否意味著兩漢以來的統治根基發生根本性扭轉？
房俊吃著肉，喝著酒，笑嗬嗬道：“國家是需要商賈的，商業繁榮不僅意味著百姓生活水平之提高，更意味著商稅之豐足、國力之強盛。”
祿東讚頷首，吐蕃也大力鼓勵商業，隻不過因為地理條件之限製，收效甚微。
“但如此一來，商人之地位不斷高升、勢力不斷膨脹，要如何應對？”
房俊道：“何須應對？隻要秉持‘商賈不得參與科舉’這一條便足夠了。”
祿東讚不解。
一旁吃得滿頭大汗的裴行儉解釋道：“‘士農工商’之架構早已深入人心，再加上限製商賈參與科舉，便足以保證最優秀的人才始終身在仕途之內，商賈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做大。”
“重農抑商”乃是政治正確。
商賈不事生產，卻可攫取巨額財富，通過財富影響政治……一旦商人階級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或可繁榮一時，但必將國破家亡。
商人逐利，他們眼中既無國家利益、更無家國情懷，一切以利益至上，將一切都標上價格，隻要價格合適、利潤足夠，什麼都可以出賣。
如果國家由這樣一群人來主導，道德、誠信、仁義皆拋在一旁，言必稱錢、行必逐利，必然導致人心浮躁、社會動蕩，絕非長久之計。
或可因時勢之故而強盛一時，但一個缺乏精神核心的國家、民族，一旦遭遇挫折，必將覆滅。
儒家固然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在塑造精神核心這一點上，卻是獨斷千古、傲視寰宇。
祿東讚喝了口酒，低頭吃菜，沉默不言。
自己當年與讚普為了壯大吐蕃，製定了向大唐求親的策略，威逼利誘大唐能夠用工匠、醫者以及各類書籍作為嫁妝，使得吐蕃一躍而成為當世強國，為此，君臣兩人一度沾沾自喜，自詡偉大之戰略。
如今看來，簡直淺薄至極。
雖然求親失敗，得不到漢人千餘年積攢之底蘊，可縱然成功，又有何用？
不過是讓吐蕃強盛一時罷了。
沒有核心的國家信仰、民族思想，終究不過是沙灘上的堡壘，平素看似威武雄壯，一旦潮水來襲，一觸即潰，化作一盤散沙。
依仗高原之地利，偏安一隅而已。
本質上，與匈奴、突厥這等胡族並無不同。
而最為可怖之處，則在於若想與漢人爭鋒，便必須全盤漢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方有取勝之可能。
可漢人的同化能力太過於強大，一旦漢化，就意味著本族之根本徹底丟失。
縱然飲馬長江、入主中原，終究成為漢人的一部分……
一切有何意義？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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