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下，便將向中國傳達這一噩耗的、那個極其尷尬和困難的責任，穩穩地、無可推卸地，壓在了美國人的肩上。
最終的秘密協議文本，於1945年2月11日，被正式擬定並簽署。其核心條款，白紙黑字，清晰地寫道：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應予維持。
俄國於1904年因日本背信棄義的攻擊而受損的舊有權利，應予恢複。即：
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島嶼，歸還蘇聯；
大連商港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利益應予保障，並恢複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的租借權；
通往大連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由一個中蘇合組的公司共同經營，蘇聯的優越利益應予保障，而中國保有在滿洲的完全主權。
千島群島，應交予蘇聯。
協議最後，用一句不容置疑的話，作為結尾：“三強首腦同意，蘇聯的這些要求，將在日本被擊敗後，毫無疑問地予以實現。”
至此，這場圍繞遠東未來命運的秘密交易，在三巨頭的簽字下，塵埃落定。
這裡提一嘴朝鮮問題：
在開羅問題上，朝鮮，這個被日本吞並了三十多年的苦難國家，它的前途，是開羅會議討論的另一個重點。
在這個問題上，中美兩國的立場，高度一致——都主張在戰後，必須恢複朝鮮的獨立。中國作為同樣遭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對此表現出了強烈的同情和堅定的支持。他在會上明確表示：“朝鮮人民，長期遭受日本的奴役，理應在日本投降後，儘早重獲自由與獨立。”
羅斯福也完全讚同朝鮮獨立的大方向。但是，這位務實的政治家，提出了一個更為複雜的現實考量。他認為，朝鮮在日本長達近40年的殖民統治下，缺乏現代國家的管理經驗和自治能力。如果在日本投降後，立刻讓其完全獨立，很可能會陷入混亂。因此，他傾向於設立一個“國際托管”的過渡期，來幫助和扶持朝鮮，逐步走向真正的獨立。據事後解密的檔案顯示，羅斯福甚至設想過一個長達30年的托管期。
這個“托管”的想法，背後是羅斯福對戰後世界秩序的一種理想主義設計。但他知道，直接提出，可能會引起爭議。而此時，丘吉爾，這位大英帝國的“看門人”，又來扮演他那不甚光彩的角色了。
丘吉爾擔心，在亞洲，任何關於“獨立”的無條件承諾，都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威脅到英國在印度、緬甸等地的殖民統治。因此，他力主，在宣言中，必須加入一個具有緩衝作用的詞語。
最終，在三方妥協之下，公開發表的《開羅宣言》中，關於朝鮮獨立的條款，變成了一段措辭極為巧妙、也頗具爭議的文字：“我三大國軫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役，決定在適當的時候，使朝鮮自由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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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當的時候”——這個看似不起眼的短語，實際上是美英在“立即獨立”和“長期托管”之間，達成的一個政治妥協。
儘管語義含糊，但這畢竟是國際社會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明確承諾了朝鮮的獨立。消息傳出，對於在上海、重慶等地流亡的韓國臨時政府和所有朝鮮人民來說，是巨大的鼓舞。宣言發表的第二天，流亡中的韓國臨時政府，就立刻發表聲明，對盟國的保證，表示了由衷的感謝。
然而，曆史也充滿了吊詭。正是這個模糊的“適當的時候”，為日後朝鮮半島的命運，埋下了分裂的伏筆。戰後，美蘇兩國，對於“適當”的理解，出現了根本性的分歧，最終導致了三八線的劃分，和一個民族的南北分裂。
這裡來解釋一下這個“適當的時候”這個詞。
“適當的時候”這個看似中性的詞，其實是後來朝鮮半島分裂的伏筆。因為它既沒有明確規定獨立的時間表，也沒有說明戰後該由誰來托管，於是美蘇各自解釋：蘇聯說‘要先幫朝鮮建立新政府’，美國說‘要先訓練民主製度’，兩邊誰也不認同對方的“適當標準”。這樣一來，等日本投降後，蘇軍和美軍各自占領北部和南部，把臨時的分界線變成了持久的分裂，最後各自扶植政權，冷戰對立加劇，朝鮮再也沒有統一起來。”
而雅爾塔會議期間，關於朝鮮的未來，也有過一次短暫的、卻同樣影響深遠的提及。羅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了他對戰後朝鮮的設想：國際托管。
他對斯大林說：“朝鮮已經被日本，統治了整整40年……他們自己，還沒有建立起一個良好的政府。因此，我們考慮，戰後由美、英、中、蘇四國，對朝鮮進行一段時間的托管。”
羅斯福甚至以美國在菲律賓的經驗為例，認為這種托管是成功的，並具體給出了一個時間表，大概需要“二十到三十年”，直到朝鮮人民，能夠建立起一個自主、獨立、民主的政府為止。
斯大林對此，表示完全同意，並稱讚這個計劃“很好”。
當然，後來的曆史我們都知道了。戰後，美蘇兩國，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彆占領了朝鮮。但是在20世紀民族主義浪潮已經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托管方案遭到了朝鮮人民的強烈反對。無奈之下，美蘇兩國，便在這條分割線上，各自扶持了親自己的政府：蘇聯，扶持了金日成，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而美國，則扶持了李承晚，成立了大韓民國。
這兩個政府從誕生之日起，如果能尿到一個壺裡不那就見了鬼了嗎。雙方都把用武力吞並對方、統一半島，當成了自己的終極目標。這也就為幾年後，那場慘烈的朝鮮戰爭，埋下了最直接的伏筆。
這裡麵原因很複雜，有對朝鮮戰爭有興趣的小夥伴可以看類似書籍，
琉球問題：
雖然雅爾塔會議上沒有提出琉球問題，但這也是開羅會議的補充，可以把亞洲問題看得更清楚。
在開羅會議在私下會談中，羅斯福曾主動向中國方麵提起琉球的歸屬問題。中方認為，琉球群島在地理和曆史上，都與中國關係密切，詢問蔣介石是否有意在戰後將其收回。
出人意料的是，中方對此，表現得相當謹慎。他坦率地回答，琉球在曆史上，雖曾是中國的藩屬國，但從未真正並入過中國的版圖。中國目前的首要目標，是收複被日本明確侵占的故土，對於琉球，並無收回的意願。
羅斯福聽後，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既然如此，那麼戰後，琉球絕不能再留給日本，可以考慮由中美兩國，對其實施共同托管，以防止其再次成為日本對外擴張的軍事基地。
這個在當時看來頗具前瞻性的設想，雖然得到了中方的原則同意，但最終，因為種種複雜的因素，並未被寫入開羅宣言。宣言對此隻字未提，為琉球問題的戰後歸屬，留下了一段模糊的曆史空白。
在這場決定了亞洲未來幾十年格局的秘密談判中，溫斯頓·丘吉爾的角色，顯得頗為神秘和被動。作為最終協議的簽署方之一，他卻在很大程度上，缺席了核心的討論過程。這一事實本身，就深刻地揭示了“三巨頭”內部，權力天平的悄然變化。
丘吉爾的缺席，是刻意的。他曾不止一次地，私下裡，將所謂“中國是世界四強之一”的說法，斥為“美國人的天真執念”和“一出絕對的鬨劇”。在雅爾塔，他樂於讓羅斯福和斯大林，“自己去演這出關於遠東的鬨劇”。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歐洲的問題上：德國的未來、法國在占領區的地位，以及他最為關切的、那個關乎榮譽的波蘭的命運。
最終，儘管丘吉爾是堅定的反共主義者，並且對蘇聯的野心充滿了警惕，他還是在那份秘密議定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的簽名，代表了對英國實力急劇衰落和世界新秩序這個殘酷現實的、一種清醒而無奈的務實承認。到1945年，無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英國都已經淪為了同盟中的次要夥伴。丘吉爾深知，他影響事態發展的能力，尤其是在一個由美國主導的戰區和外交領域，已經非常有限。
他清楚地看到，遠東的協議，本質上是一場美蘇之間的交易，是美國為了換取蘇聯幫助其贏得太平洋戰爭，而願意付出的代價。對他而言，更關鍵的戰鬥，是在波蘭和法國問題上。在此事上提出異議，不僅是徒勞的，還可能危及他在歐洲問題上，好不容易才爭取到的、那些脆弱的協議。
因此，丘吉爾的簽字，並非讚同，而是一種深刻的、充滿了苦澀的政治現實主義的體現。它是一個默然的承認：世界的重心，已經無可挽回地，從倫敦，轉移到了華盛頓和莫斯科。而大英帝國，已不再是那個能夠撬動地球的支點了。
當然，雅爾塔會議還有其它重要的議題，比如，戰後該如何懲罰和處置德國？那個全新的世界組織“聯合國”，又該如何構建？在這些問題上，三巨頭之間，還要爆發怎樣激烈的“唇槍舌戰”呢？
我們，下回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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