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杜魯門主義的出台徹底打破了二戰後美蘇間脆弱的緩和態勢。
這一行為立刻在蘇聯內部引發了各種連鎖反應，而這種自上而下的緊張感迅速滲透到各個領域。
因為齒輪案對外界民眾惡劣的影響，內務部高層便直接宣布必須在今年11月份之前結案，如果還找不到凶手那就隻能找個替死鬼了。
卡梅隆對此深表反對，可畢竟他隻是個已經下崗了的刑警隊長，所以並沒有多大作用。
科研機構作為國家戰略核心，更是被納入嚴密監控範圍，莫斯科科研中心的保密條例一夜之間更新了三版。
實驗室的進出登記也變得格外嚴苛，連研究員們討論技術問題時，都會下意識避開可能存在竊聽裝置的角落。
就連空氣中都彌漫著無形的壓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蘇往返試驗場的奔波次數也變多了。
單程一天打底的路程，久而久之，他對交通工具的抗拒裡，又多了層被時代氛圍浸染的疲憊。
更有些時候他剛下火車就得趕往內務部。
每次拖著一身寒氣回到科研中心，迎接他的除了實驗室裡因戒備而愈發沉悶的空氣，便是斯圖加特那張沒什麼表情的臉。
他們的交流甚至銳減到隻剩下必要的工作指令。
蘇試圖緩和過氣氛，在某次提交燃料配方時，順帶提了一句試驗場的風如何凜冽，能把人吹得站不穩腳跟。
斯圖加特隻是接過文件，翻了兩頁，淡淡道：“知道了，下次讓後勤多備些防風鏡。”語氣裡聽不出任何波瀾。
蘇便也不再嘗試。
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彈道計算中，試圖用公式和數據填滿那些因沉默而空出的間隙。
可他心中一直覺得空落落的。
斯圖加特則和南他們悠閒地待在莫斯科科研中心裡，少了蘇的監管也確實是自由了些。
這份自由，讓她得以更從容地處理一些“私事”——比如那份來自內務部的焦油檢測樣本。
檢測人員是兩個剛從學院畢業的年輕人，戴著厚厚的眼鏡，對著儀器手足無措。
斯圖加特走過去時，他們正對著一組混亂的讀數發愁。
“這裡的操作流程不對。”她的聲音冷不丁響起，嚇了兩人一跳。
年輕人漲紅了臉，唯唯諾諾地說想請她指導。
斯圖加特隻是瞥了他們一眼：“你們去把前幾組的原始記錄整理出來，我來重新校準儀器。這種精密設備，不是誰都能碰的。”
她刻意加重了“精密”二字，那兩人也不敢有多質疑——畢竟能進到彈道導彈組不是天才就是神仙，於是便乖乖拿著記錄本退了出去。
實驗室裡隻剩下她一人時，斯圖加特的動作頓了頓。
她看著那幾個貼著標簽的樣本瓶，其中一個編號為“734”的瓶子，在燈光下泛著異樣的光澤。
她拿起它，對著光看了看，然後不動聲色地換了個位置，又在登記本上，將“734”輕輕劃掉，改成了“743”。
一筆之差，足以讓這份樣本的分析結果，與另一個毫不相乾的工業廢料案件混淆在一起。
做完這一切，她才開始真正調試儀器，仿佛剛才的小動作從未發生。
而蘇，在一次從試驗場回來的間隙，終究還是去了尼爾斯的講座。
地點在國立大學的一間階梯教室，裡麵擠滿了學生和一些對哲學感興趣的研究員。
尼爾斯站在講台上，穿著熨帖的灰色西裝，金絲眼鏡後的眼睛裡帶著溫和的笑意，正侃侃而談。
他捧著一本泛黃的哲學手稿，講起了克爾凱郭爾的“個體與絕對的悖論”——聲音依舊溫和，金絲眼鏡後的目光掃過滿場學生，偶爾落在後排的蘇身上，像在確認什麼。
“……符號的意義從不在於本身，而在於人賦予它的執念。”尼爾斯翻過一頁手稿，指尖在“存在先於本質”幾個字上停頓，“就像克爾凱郭爾說的，恐懼並非來自對象，而是來自人對對象的無限放大——我們今天談論的‘意義’，或許本身就是一種自我束縛的枷鎖。”
蘇坐在後排，指尖無意識地敲擊著筆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