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老師，本名劉援朝，一個名字就帶著時代烙印的中年男人。他是外交部下屬國際經濟合作事務局的一名資深項目協調員，常駐東非已近十年。不同於西裝革履的外交官，他常年的裝扮是耐磨的卡其布褲子和塞著鋼筆的短袖襯衫，皮膚被非洲的烈日鍍上了一層古銅色，眼角刻滿了應對各種突發狀況留下的細紋。他經手過修路、建廠、醫療援助等多個項目，堪稱“非洲疑難雜症處理專家”。這次他是因階段性項目結束回國述職兼探親，被農業部“截胡”來給這支農業技術團隊做臨行培訓。
上課前半小時，劉援朝獨自站在走廊儘頭，望著窗外北京灰蒙蒙的天空，指尖夾著一支沒點燃的煙，內心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教案就放在旁邊的窗台上，第一頁工整地寫著“第一課：農業技術常用阿姆哈拉語及英語詞彙”。這原本是他準備好的內容。
但他心裡清楚，對於這群即將奔赴一線的技術人員來說，背熟“播種(????ezrat)”、“除草(???aresha)”怎麼讀，遠不如學會如何應對一個領了工資就消失的工人來得重要。
“講，還是不講？”他反複掂量。
不講的理由很充分：
這群年輕人以及幾位老師傅）熱情高漲，使命感爆棚。
現在給他們潑冷水，說你們要去的不是一片隻需揮灑技術就能收獲感激的熱土，而是一個充斥著文化衝突、管理困境甚至有時讓人哭笑不得的複雜場域，會不會太殘忍？
會不會直接打擊掉他們的積極性？萬一有人因此打退堂鼓，項目受損怎麼辦？上頭會不會覺得自己是在散布負能量？
講的理由更沉重：
他見過太多滿懷理想主義情懷的技術專家，到了非洲後，被現實打得措手不及，甚至崩潰。技術使不上勁，人的問題卻層出不窮。
輕則項目進度嚴重拖延，重則引發勞資衝突、甚至波及項目安全。那種挫敗感和無力感，對個人和項目都是巨大的傷害。
現在把他們保護在象牙塔裡，才是真正的不負責任。短暫的積極性受損，總比到了現場才發現理想與現實差距太大，從而一蹶不振要強。
“積極性可以慢慢培養，但要是人到了那邊因為準備不足而出事，或者項目黃了，那才是無法挽回的損失。”劉援朝掐滅了想象中的煙，深吸一口氣，做出了決定：“講！必須講！哪怕被說成是潑冷水，也得把最真實、最殘酷的一麵剝給他們看。讓他們帶著清醒的認知上戰場，總比讓他們穿著‘皇帝的新衣’去丟人現眼強。”
他合上了那本寫滿詞彙的教案，重新整理了一下思路。他不再想著如何做一個循規蹈矩的語言老師，而是決心扮演一個“排雷兵”的角色，用自己的經驗和教訓，為這群即將出征的同行者們，儘可能多地排除前進道路上的隱形地雷。
於是，便有了那堂完全偏離原定計劃，卻讓所有學員印象深刻、受益終生的“第一課”。他不是去打擊積極性，他是要給這團熱烈的火裹上一層耐燒的陶瓷外殼，讓它既能燃燒，又能經得起現實的風吹雨打。
劉老師站在講台前，看著下麵一張張充滿熱情與使命感的臉龐，心中五味雜陳。這些技術精英們摩拳擦掌，準備去非洲大乾一場，傳授技術，改變麵貌。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對即將麵對的文化和管理挑戰一無所知。
“各位老師，各位未來的援外專家，”劉老師開口了，他的聲音帶著一種經曆過風沙的沉穩，“語言很重要，技術更重要，但今天這第一堂課，我想先和大家聊點更基礎的東西——在非洲，如何‘管人’。”
台下安靜下來，學員們有些疑惑，這不是語言培訓嗎？
劉老師沒有翻看教案，而是講起了故事：“我在肯尼亞的一個項目點，曾經雇了十個本地工人挖水渠。第一天，乾得不錯。第二天，隻來了三個。一問才知道，另外七個人覺得昨天發的日結工資夠花幾天了，先去享受生活了。”
台下響起一陣輕微的笑聲，覺得這很新鮮。
“這不好笑，同誌們。”劉老師的表情嚴肅起來，“等他們錢花完了，又會回來問你要工作。你不給，他們可能會圍在項目部門口，甚至會有一些小摩擦。很多中資企業，寧願成本高一點，也從國內帶工人，為什麼？不是因為不相信非洲朋友，很多時候是因為這種‘不確定性’極大地影響了工程進度和生產計劃！”
他頓了頓，看著學員們逐漸變得凝重的表情：“你們是技術專家，但到了那邊，很可能每個人都要帶一支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人的本地隊伍。你們不僅要教他們怎麼施肥、怎麼除蟲，還要想辦法讓他們能持續地、穩定地來工作。這不是簡單的‘雇傭’關係，更是一種文化磨合和管理藝術。”
老周師傅在台下深有感觸地點點頭，插話道：“劉老師說得太對了！技術好教，人心難管。咱們不能光抱著‘我是來幫你’的熱忱，還得有‘怎麼才能一起把事辦好’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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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姐也補充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培訓要加入跨文化溝通和基礎管理課程。大家必須意識到，未來的挑戰，一半在地裡，一半在人身上。”
劉老師繼續道：“所以，我們的語言學習，不能隻學‘這是什麼蟲’、‘怎麼用藥’，還要學怎麼用最簡單的當地語言，清晰地告訴他們工作規則、獎勵機製。要學怎麼表揚，怎麼批評，甚至怎麼處理糾紛。”
他拋出一個問題：“假設你發現一個工人連續三天遲到，你會怎麼辦？直接用生硬的英語批評？還是通過翻譯？或者有更好的方式？”
台下議論紛紛。
“我會按規矩扣他工資！”一個年輕的技術員說。
“我先問問是不是家裡有什麼困難？”另一個稍年長的學員說。
劉老師點點頭：“都沒有錯。但更有效的方式可能是：首先，要有非常清晰、提前告知的規則這就需要語言能力）；其次，要依靠你培養的本地工頭去處理大部分日常管理這就需要識人用人的能力）；最後，要有一套公平但堅定的獎懲製度，並且讓工人們相信這套製度。”
他總結道：“語言是工具，但比語言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背後的文化邏輯，並找到有效的管理方法。我們不是去當‘監工’，但也不能做‘老好人’。我們的目標是：把項目順利推進下去，同時真正地帶出一支能乾的本地隊伍。”
這第一堂課，完全偏離了原定的語言教學大綱，但卻給所有學員上了至關重要的一課。他們意識到，此行絕非僅僅是技術的單向輸出，更是一場複雜程度超乎想象的綜合考驗。手中的技術手冊突然變得沉重起來，因為它不僅承載著農業知識，更將承載起溝通、管理與融合的重任。
下課後，小王沒有立刻離開，他走到劉老師麵前，誠懇地說：“劉老師，您剛才講的，比我之前想的難多了。但我更想去了。能不能...多給我們講講這些‘坑’？我們不想稀裡糊塗地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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