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陶的暑氣初漲，然而呂布的軍府卻在悄然孕育著另一場不屬於戰場的變革。雍丘風哨雖破未亂，但也警醒了他：若瀾台軍止步於戰陣之勝，便終究隻是三國中又一個稍強的地方軍閥；唯有建立能貫通戰時與平時、統攝遠地與近治的治理中樞，才能真正立下不倒之基。
在連夜召集諸葛亮、龐統、張遼、高順等人議事之後，呂塵於帥案上親筆起草一紙新製，命名為“網府草圖”。
這並不是一個空想的製度。它以戰時高效為第一原則，以中樞集權為核心結構，擺脫舊時將領獨權或軍政雜糅的慣性思維。呂布並不信奉後世那種以“權力製衡”為目標的三權分立，而是清楚地意識到：在一個尚未統一、強敵環伺、局勢朝夕即變的時代，隻有令行禁止的中央才足以調度十萬之兵、治理百萬之民。
“從今天開始，瀾台軍不再隻是主帥統軍之局，而要建立自己完整的政務與情報係統。”呂塵望著諸人道，“我設此‘網府’，其本非朝廷，卻行於天下之前；其非帝命，卻可管州理郡。”
網府並不設“丞相”、“尚書”之類傳統稱號，而以一“製籌堂”為核心，所有政令皆由此堂發出，由呂布親自掌控總印。其下設三署：
政務署，由諸葛亮主持，專掌民籍、賦稅、田地、屯田、倉儲、水利等政事，尤其重點推行呂布構想的“三重田冊”與“軍屯民佃”雙軌製，力圖在戰時保障瀾台軍基本糧資自足。諸葛亮親自擬定《定陶三法》，規定各郡縣戶口必須入簿在冊，田畝丈量重審，年內不得徙轉，首次在漢末確立戰時民政數據管理雛形。
軍功署，由高順主官、張遼副署，掌軍中升遷、戰後賞罰、兵員編製。呂布親令軍功不得由主將隨口晉封，設“戰功案卷”與“考功錄報”，每戰之後必經三人聯合審評。凡敢虛報、私授者，貶軍籍、降職、並不許上表。這不削弱將權，反而令軍中對戰績的衡量變得清晰可靠，徹底掃除“主帥用親”的隱患。
策應署由龐統主持，其職最為特殊，表麵是情報斥候、對外聯絡，但呂布賦予它更深一層職責——構建“非正麵戰場”。策應署在呂布授意下組建“風書所”“潛議司”“市交組”，前者掌握地方敵情和收降事宜，後者則負責間諜、偽裝、離間之策，第三者暗中與江東、新野、宛城等地展開多線接觸，皆為瀾台軍以後的擴張路線鋪路。
三署均設於定陶新建的“中府”，不歸將領統轄，僅受“製籌堂”統領，而製籌堂的印綬與令權，除呂布本人外，無人可持。這是呂布在保留軍政集中決斷力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可分工、可複製、可持續的軍事政務管理結構。
令出之日，瀾台軍內外皆驚。
魏續、高順等老將雖起初不解，然一見《軍功五式》獎懲明晰，又知主帥並非為奪權，而是為治軍，皆表服從。張遼最初擔心武將威望被“紙筆吏員”掣肘，後見策應署已將東阿舊將胡懷忠等數人冊入降表，不戰而得三處據點，也漸信其法。
軍士初時不習，但兩旬之後，凡戰有功者皆能立等得賞，重創舊日“靠主帥賞心悅目提拔”的不公舊製，軍心反而更穩。糧道、傷兵、口糧分配也因政務署流程清晰而少有差錯。尤其定陶、雍丘、濮陽三地在“初署試政”後，各地郡吏來投者日增，百姓更願自歸。
與此同時，風聲漸動。
弘農偏府，曹操得信之後，默然無言，良久方語：“他設政、掌兵、控情報，自立一府，呂布之心，昭然若揭，其劍指不止北方一隅，而是這整個天下。”
荀彧勸道：“主公，不可再觀。今若不宣其非法，天下諸士將棄朝而投之。”
曹操即令：自今日起，瀾台軍網府所行之製，皆不得為中朝所采，不許學其政，不許錄其法，不許士人入其署。並召滿寵、鐘繇等共草一書，名曰《拒非命之製》。
許都天子亦有聞。夜中於宮中歎道：“曹操已成漢室之牆，呂布將成漢室之外。可朕……還能如何？哎。。。”
江東魯肅密報孫權：“呂布所設，不名為王，不稱為相，卻行國政之實。若網府三年不崩，恐其兵鋒不必再出，中原人心已失。”
劉備於小沛得簡雍密信，徹夜未眠，低語：“呂布此舉，這是要傾覆我漢室天下，此賊不可不除。”
唯定陶如常。
呂布登臨製籌堂之樓，望諸署燈火通明，千騎如流，萬策齊轉，輕聲自語：
“我不是要稱帝，而是希望這在人命如草芥的時期，為天下萬民提供庇護，隻有強大軍隊，橫掃天下，統一九州，才能實現我心中夙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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