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維孟夏，暮春餘韻未絕。豫章郡商賈之子李某，將欲創設工坊，然於城邑選址之事猶疑未決，遂往尋故老王某問策。二人於章江閣臨江對坐，杯盞之間，論及營商之地宜，乃有此辯。
首章疑竇初開少年問計
李某整衣肅容，執盞而言：“晚生不敏，欲於鄉裡興織染之業。然聞世人言，或謂當於大都建號，或謂可於鄉邑立基，各執其說，令晚生輾轉難決。公久曆商海，深諳治生之道，願聞高見。”
王某撫須而笑，指江水東逝，曰：“孺子問此，誠為要務。夫設企如植樹，根之所植，關乎榮枯。汝且言，欲於何地築基？”
李某曰：“晚生念及鄉裡田宅價廉，且親舊多居於此，或可省經營之費，便物料之征。然又聞金陵、臨安等都邑，市易繁盛，官府條令明晰，故躊躇不已。”
王某頷首，呷茶一口，曰：“汝之惑，天下商賈多有之。今且為汝析之。夫商道之要，首在擇地。地之利，非獨田宅價昂之謂，實乃政情、民習、法度、通達之所係也。吾嘗遍曆南北，見大城與小邑，判若雲泥者，非止市井繁華，實乃治政之異也。”
次章大都之風政明法簡
李某傾身問：“願聞大都治政之異於鄉邑者何？”
王某曰：“善。夫大都者，如京師、如省會，朝廷耳目所及，四方觀望所係，故其為政也，多循典製，少逾規矩。譬若金陵，吾嘗於彼設綢緞鋪，初辦牙行之契，往謁市舶司。官吏坐衙，案牘分明，所須文牒，列於榜下，一目了然。吾備齊契紙、戶帖、保人狀，不過三日，司吏核驗畢，即予鈐印，未索一錢之費，未遲一時之限。其吏皆習律法，明流程，問之則對答如流，非特不擾，反能告以利害，示以捷徑。”
李某奇曰：“竟有如此？晚生嘗聞衙吏多苛，豈大都獨異？”
王某歎曰：“非獨金陵，凡通都大邑，莫不如是。蓋大城之中，商賈雲集，百業輻輳，官府知商稅乃國之重資，故務在撫綏，非在苛索。且上有督撫察其績，下有士商監其行，若有貪墨枉法，易為上司察覺，亦易為輿論所指，故官吏多謹守本分，以專業為尚。吾嘗見臨安府判，於商賈呈遞之產銷簿，能指其成本盈虧之要，言其稅法適用之款，非精於市易者不能為也。此非獨為儘職，實乃大勢所迫，若不諳商事，何以治繁劇之都市？”
遂展紙取筆，書數條曰：“大都之利，一曰政令透明。條規張於公署，貴賤鹹知，無暗箱操作之虞。二曰流程簡捷。如辦稅務登記，大城有專司，分曹治事，各負其責，不似小邑一人兼數職，動輒遷延。三曰官吏專業。彼中胥吏，多經科舉或吏員考試，於錢穀、律法多有研習，非若小邑衙役，多由鄉紳推舉，徒知魚肉百姓，不解商事為何物。四曰資訊通達。大都接天下信息，朝廷新政、市易行情，旦夕可聞，便於商賈因時製宜。”
第三章小邑之弊吏蠹政苛
李某蹙眉曰：“公言大都之善，晚生心向往之。然鄉間設廠，地價人工皆廉，若能省費，亦足動心。敢問小邑之政，果皆不堪耶？”
王某拍案一歎，神色憤懣：“孺子勿為小利所惑！吾嘗於豫章旁近某縣設瓷坊，幾為小邑之政所傾，至今思之，猶有餘悸！”
李某急問其故。
王某曰：“初至某縣，見其地陶土豐美，以為可成業。遂備銀錢，往謁縣令。縣令初言‘歡迎實業，當為扶持’，及見吾攜重資，色變而言：‘爾欲設坊，須先納“地基報效銀”百兩，此乃舊例。’吾問‘舊例載於何典’，令曰：‘本縣向有此規，問之何益？’吾知其索賄，然事已至此，隻得暫付五十兩。及辦契照，又遇主簿，言‘文書需用上等宣紙，吾衙後有紙坊，可代備’，其價三倍於市，不得已從之。未幾，巡檢司來查，言‘工坊鄰近河道，恐汙水源，需繳“環保捐”’，又索三十兩。月餘之間，無名之費，已耗數百兩，較之都城辦企之費，倍蓰不止！”
“更有甚者，”王某續曰，“某夜有衙役數人，突至工坊，言‘有人首告爾等偷稅’，鎖拿賬房而去。吾往衙署疏通，典史曰：‘爾坊月產幾何，吾已知之。欲了此事，需納“銷案銀”二百兩，否則按律治罪，工坊封門。’吾知其無據，然彼等手握刑具，吾等商賈，安能與刀筆吏爭？隻得罄囊以付。後聞此輩常以‘首告’為名，訛詐鄉企，縣令素知而縱之，蓋分其利也。”
李某駭然曰：“世間竟有此等事！若於鄉邑設企，竟如羊入虎口耶？”
王某曰：“此非獨某縣為然。凡小邑之地，官權少束，吏胥多貪，其弊有三：一曰‘吃拿卡要’成風。彼等視商賈為‘肥羊’，初以‘照章辦事’為名，繼以‘靈活處置’為詞，實則雁過拔毛，無利不往。如辦一紙文書，大城一日可畢，小邑必令你三番五次往返，非塞以‘辛苦費’不得行。二曰‘以權謀私’無度。或強令商賈從其指定之供應商購貨，價高質劣；或借‘巡檢’‘稽查’之名，勒索酒食，稍有不遂，便尋隙刁難。三曰‘辦事昏聵’誤事。彼等不諳商法，不曉流程，每遇一事，或推諉扯皮，或胡亂裁決，令商賈無所適從。吾曾見某縣丞，將‘契稅’與‘營業稅’混為一談，責令商賈重複繳納，商賈爭辯，反被斥‘抗官’，下獄數日。此等昏官，於小邑非鮮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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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城鄉權衡體用之道
李某沉吟曰：“聽公所言，小邑之弊，誠足畏也。然大都地價高，人工貴，若企業根基初立，財力有限，何以支之？”
王某撫掌曰：“孺子能思及此，可謂慮遠。吾嘗籌之：‘於大都立企，於鄉邑經營’，此乃兩全之策也。”
李某惑曰：“願聞其詳。”
王某曰：“夫‘立企’與‘經營’，可分而治之。所謂‘於大都立企’，乃注冊於大都，設總部於通衢，以享大城之政利、資訊、人才之便。譬如注冊於金陵，則稅務、法務、工商等事，皆可依規範辦理，無暗箱之擾；設總部於大都，可聘精於會計、律法之人才，以理內政；又可近觀市場動向，與同行切磋，得風氣之先。”
“所謂‘於鄉邑經營’，”王某指窗外鄉野，“乃將生產工坊、倉儲等置於地價低廉之鄉村。今水陸交通漸便，物料運輸、成品外銷，雖處鄉邑，可通大都。且鄉村人工成本低，原料易得如汝欲辦織染坊，鄉邑多產棉麻），正可利用其利。如此，總部居大都，掌政令、財務、營銷之樞；工坊處鄉野，司生產、倉儲、物流之務，是謂‘體用分離，各取其長’。”
李某擊節稱善：“此計大妙！既避小邑之苛政，又享鄉村之成本，複得大都之便利，真可謂一舉三得！”
王某頷首：“然更有一要：於大都立企，需選‘政清人和’之地。如金陵、蘇杭、臨安等，不僅官府專業，且商賈雲集，形成規模之利。彼處有商會、有公所，商賈遇有不公，可聯名申訴，官府亦重商譽，不敢輕慢。若於小邑，商賈勢單，一遇官吏刁難，便孤立無援，此亦大都之優勢也。”
遂又言：“吾嘗見一徽商，於杭州注冊茶行，於皖南山區設茶山、茶坊。杭州總部掌茶引、關稅、外銷合約，山區工坊專事采摘、炒製。遇有稅務疑問，杭州司吏明法以告；遇有山民糾紛，茶行以大都之規約示之，地方官吏亦因茶行注冊於省城，不敢過分刁難。數年之間，其業大盛，此即‘城企鄉營’之明證也。”
第五章古今通鑒商道鏡鑒
李某豁然開朗，再拜曰：“公以親身經曆相告，又授以分治之策，晚生茅塞頓開。然敢問，古之商賈，亦有類似之擇地之道乎？”
王某捋須道：“善哉問！夫商道雖變，人情則一。春秋之時，陶朱公範蠡‘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其居陶今定陶，古之通邑），乃因‘陶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此即擇大都而居，以通資訊、便交易。至漢，桑弘羊行均輸平準之法，於長安、洛陽等大都設官署，掌天下貨物調度，亦因大都為政令、物流之樞紐。唐之揚州、宋之汴京，皆因都市之利，成商賈輻輳之地。”
“反觀小邑，”王某歎曰，“漢時曾有‘酷吏’主政邊縣，商賈過縣，必被苛察，甚者籍沒貨物，此與今之小邑吏胥何異？宋太宗嘗詔曰：‘諸州商稅院，不得苛留行旅，搜閱囊篋。’蓋知小邑官吏易生貪念，故嚴令禁止。明清之時，凡大商巨賈，莫不在蘇杭、廣州等大都設號，即因小邑之政不可恃也。”
李某曰：“今之世，與古雖異，然人性之貪廉、政情之清濁，似有相通。公之教，非獨適用於今，亦通於古今也。”
王某曰：“然。夫營商者，首在‘避害’，次在‘求利’。小邑之害，在於政苛吏貪，雖有地利，不足以償其損；大都之利，在於政明法簡，雖有地貴，終能因規範而致長遠。今汝欲創基業，當效陶朱公之智，擇大都以為‘根本’，取鄉邑以為‘枝葉’，根本固則枝葉茂，此乃商途不易之理也。”
終章定策遠行臨彆囑言
暮色漸起，江風習習。李某起身再拜，言辭懇切：“晚生今日得公教誨，如撥雲見日。歸後即備行囊，往金陵注冊工坊，再於鄉邑擇地設廠。然初涉商海，猶恐有疏，願公再賜數言，以為座右銘。”
王某扶起李某，正色道：“吾最後告汝三事：其一，於大都立企，當熟稔條規，勿存僥幸。大都之政雖明，然法紀森嚴，若有違規，亦必受懲，不可因其寬鬆而懈怠。其二，於鄉邑經營，當謹守本分，亦需聯絡鄉紳，結好鄰裡，雖不可從其苛索，亦不可驕橫跋扈，致生事端。其三，無論城鄉，皆以‘信’為寶。大都之吏重‘信’，以信立企，則事務易辦；鄉邑之民重‘信’，以信經營，則人心歸附。”
複取紙書曰：“‘大城立企，政明則事簡；鄉邑經營，地廉則利厚。避吏蠹於小邑，取專業於大都。’此十六字，汝當謹記。”
李某受書，藏於袖中，再拜而彆。江閣之上，王某望著李某遠去的背影，喃喃曰：“願此子能行吾言，免蹈吾昔日之覆轍也。”時江舟點點，暮雲四合，章江閣的燈火，映照著古今商道的滄桑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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