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周密的可行性研究和計劃
暮春的晨霧還未散儘，蘇州河畔的“裕豐米行”已亮起油燈。陳掌櫃蹲在碼頭上，指尖捏著剛從鬆江運來的稻穗——穀粒飽滿卻帶著潮氣，稻梗根部沾著青泥。賬房先生抱著賬本走來：“東家，今年太湖澇了三場，鬆江米價看漲，咱們要不要提前囤貨？”他卻掰下一粒米放在牙間咬開，望著河麵上往來的漕船說：“先彆急。派夥計去三個地方：一查常州米市的存糧，二問漕幫今年的水閘開閘時間，三算咱們庫房的防潮成本——十年前囤黴米的教訓，不能再犯。”
銅製的量鬥在晨光中泛著冷光，映出陳掌櫃袖口的補丁——那是三年前生意賠本時補的。他忽然想起父親臨終前塞給他的《米商要覽》，扉頁上用朱筆寫著：“貨動先問，問清再算，算透才動——此為商道‘三不盲’。”
一、可行性研究：商道的“戰前沙盤”
《孫子兵法·始計篇》言：“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生意場如戰場，周密的可行性研究，便是“廟算”的根基。春秋時陶朱公範蠡三致千金，每次創業必先做“五察”：察天時氣候對物產的影響）、察地利商路是否通暢）、察人和當地工匠技藝是否匹配）、察供需目標市場缺什麼）、察競品同行的強弱項）——他在定陶做畜牧生意前，曾花半年時間蹲守牲口市集，記錄“馬膘肥瘦與節氣的關係”“牛價漲跌的周期規律”，最終總結出“夏收後買牛，冬雪前賣馬”的盈利公式。
徽商的“商路測繪學”：明清徽商開辟“茶馬古道”支線時，必派“前哨夥計”做三件事：第一，用羅盤繪製《山路坡度圖》，標注“五裡一歇腳，十裡一補水”的節點；第二，記錄沿途村寨的“物產互補性”比如a村缺鹽，b村多山貨，可設中轉站以物易物）；第三，暗訪當地“地頭蛇”勢力，測算“護商成本”是否需要雇傭鏢師，或與地方鄉紳結盟）。《歙縣商譜》記載，某徽商為打通滇緬玉石商路，曾讓兒子扮作馬夫，隨商隊往返三趟，才畫出精準的《緬北盜匪出沒時辰圖》——“看不懂險，便算不清利。”
胡雪岩的“藥材可行性三問”：胡慶餘堂采購貴重藥材，必遵“三不進”原則：一不問清產地土壤性質如長白山人參需“腐殖土厚三尺、年均溫差二十度”的環境）不進，二不查證采藥季節如川貝母需“農曆四月初雪未化時采挖，遲則漿散”）不進，三不算透“藥效損耗率”如麝香去殼後淨重折損三成，需計入成本）不進。他常對藥工說：“你以為抓的是藥，實則算的是人命——算錯一分，便是害人性命；算錯一錢，便是毀了招牌。”
二、計劃周密：把“可能”變成“可控”
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過一個“運糧妙算”：宋軍出征，需算“民夫背糧數”“每日行軍耗糧數”“返程留糧數”，甚至精確到“牛騾馱糧與人力背糧的效率差”——看似繁瑣的數字，實則是把“戰場變量”轉化為“可執行的計劃”。商道亦如此，周密的計劃，是給生意裝一副“萬向輪”：既能沿預設軌道前行，又能在坑窪處調整方向。
晉商“票號計劃八步法”：祁縣喬家的“大德通”票號開設分號，必走八道程序：第一步，派“坐探”在目標城市住滿三個月，記錄“每日銀錢流通量”“主要商號的結算習慣”；第二步，測算“建號成本”房租、賬房先生薪資、防偽印刷費用）；第三步，製定“客戶分層計劃”先拉攏當地官員存銀，再吸引商戶彙兌）；第四步，設計“風險預案”如遇擠兌，需幾日從總號調銀，調銀路線是否安全）；第五步，明確“盈利周期”預計半年內虧損，靠總號貼補，一年後實現收支平衡）；第六步，細化“人員分工”大掌櫃管客戶，二掌櫃管賬，小夥計管跑腿，各有考核指標）；第七步，準備“應急密信”遇戰亂等突發情況，如何用暗語通知總號）；第八步，預留“機動資金”占總投資的兩成，專用於應對未測算到的變量）。這套流程寫進《晉商票號經營章程》，被後世稱為“商業計劃的古代模板”。
現代企業的“古人智慧活用”：某新能源車企研發新車前，借鑒了“陶朱公五察法”，做了三個月的“市場沙盤推演”：模擬“原材料漲價10”“補貼政策退坡20”“競品提前上市”三種極端情況，測算每種情況下的“成本紅線”“售價浮動區間”“用戶流失率”，甚至細化到“若某城市充電樁覆蓋率低於預期，如何調整區域銷售策略”——看似“過度謹慎”，卻讓企業在後來的行業洗牌中，因提前備好“低溫電池技術預案”應對北方市場充電樁冬季效率低的問題），搶占了20的北方市場份額。
三、古今鏡鑒：“拍腦袋”與“算清楚”的生死之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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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稗類鈔》記載過兩個茶商的興衰：乾隆年間，徽商汪氏與浙商吳氏同時涉足安化黑茶生意。汪氏憑“安化茶便宜，京城裡人沒見過，必賺”的直覺，匆匆囤了千擔茶，卻沒算到“黑茶需踩壓成磚，運輸中易受潮黴變”“京城貴族嫌黑茶粗糲，更愛武夷岩茶”，最終血本無歸；吳氏則派夥計在京城開了三個月“茶攤試銷”，記錄“買茶者多為漕運腳夫，喜黑茶耐泡、能解乏”，於是定製“小磚裝黑茶”方便攜帶），並與漕幫合作“隨糧船帶貨”，三年後成了京城“黑茶大王”——差彆隻在：一個靠“感覺”，一個靠“算儘細節”。
胡雪岩的“失敗警示”：胡雪岩晚年投資生絲貿易失敗，根源在於“可行性研究的疏漏”：他算準了“壟斷江浙生絲可逼洋商提價”，卻沒算到“意大利生絲豐收”“國內蠶病好轉導致繭價下跌”“清政府向洋商借款需用生絲作抵押”等變量，更沒製定“價格戰持續半年以上”的資金儲備計劃——當洋商聯合拒購，他的錢莊因囤絲占用大量資金，引發擠兌崩盤。臨終前他留下“戒欺”遺訓，後人卻從他的賬本裡發現：這場豪賭，竟沒有一份完整的《生絲市場風險評估報告》。
日本“住友商社”的中國學習：明治時期，住友家族在上海開設棉紗廠前，雇傭中國賬房先生做了兩年“市場測繪”：不僅測算“中國棉花產區的產量波動”“江南紡織女工的薪資水平”，還研究“中國士大夫對‘洋貨’的抵觸心理”，最終製定“本土化計劃”：廠名用“裕民”，聘用中國舉人做“形象大使”，甚至在棉紗包裝上印《詩經》詩句——這些細節，全來自前期“可行性研究”中的“文化適配性分析”，讓住友棉紗迅速打開江南市場，印證了《孫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商道應用。
四、周密計劃的“落地密碼”：把“大目標”拆成“小行動”
老茶樓上的掌櫃們常說：“再好的算盤，也要落在算珠上；再好的計劃，也要拆成手頭的活。”徽州商人程春宇在《士商類要》中，把“可行性研究”和“計劃製定”總結為“三步落地法”：
第一步：算“死賬”剛性成本與底線風險）：如開布莊，先算“門麵租金年紋銀八十兩）、夥計薪資四人年共四十兩）、首批進貨千匹布需二百兩）”，得出“年流水需三百二十兩以上才能保本”，再測算“當地布市年消費量是否達千五百匹”若達標，可占20份額，流水四百五十兩，盈利安全）。
第二步：留“活口”彈性空間與應急方案）：在總預算外留“兩成機動銀”，並預設“三大風險場景”——如“汛期商路阻斷，布價上漲10，則啟動‘從鄰省調貨’預案，成本增加5，但可保供貨”；“當地突發瘟疫，消費力下降30，則推出‘買布贈藥’活動，用5的利潤換客流”。
第三步：分“細步”把年度計劃拆成季度、月度行動清單）：如“首月：搞定門麵裝修，簽下兩位固定織戶；次月：印‘新莊開業，頭十名買布者贈手帕’的傳單，在市集散發；三月：記錄客戶反饋，調整進貨品類發現農家愛粗布，文人愛細絹，下次補貨按‘粗七細三’比例）”——每個小步驟都有“責任人”“時間節點”“驗收標準”，如同榫卯結構，環環相扣。
五、結語：在“算清楚”裡，長出生意的根
暮色漫過蘇州河時，陳掌櫃的案頭擺著三張紙：左邊是《鬆江米質調研報告》記著“今年稻穗雖大，但日照不足，出米率比去年低兩成”），中間是《囤米成本測算表》列明“倉儲費每日三錢，防潮炭火費每日兩錢，若囤百日，成本增加五兩”），右邊是《米價波動應急預案》標注“若下月米價漲超一成，立即拋售三成；若跌，轉做‘米糕批發’，對接城裡的點心鋪”）。
夥計望著密密麻麻的算草紙笑了：“東家，您這算得比賬房先生還細。”陳掌櫃卻摸著《米商要覽》的殘頁說：“當年我爹囤黴米破產，不是不懂行情，是沒算透‘潮氣對米質的影響’‘滯銷時的轉賣渠道’——生意場上，‘大概’‘差不多’就是催命符，隻有把每個‘可能’都掰成‘能算’‘能防’‘能辦’，這生意的根，才能紮進地裡。”
窗外的漕船傳來號子聲，驚起幾隻停在米囤上的麻雀——它們撲棱棱飛向遠處的糧倉，尾羽劃過的弧線，像極了陳掌櫃算草紙上的一道盈利曲線。原來所謂“周密的可行性研究和計劃”，從來不是束之高閣的“計劃書”，而是像老米商篩米般，把每個細節篩得乾乾淨淨：剔除雜質，稱準分量，算透從“稻穗落地”到“米錢入櫃”的每一步可能——如此，方能在商海的風浪裡，把“不確定性”，熬成“穩穩的底氣”。
就像此刻碼頭上的那堆稻穗，在陳掌櫃眼裡，早已不是“待囤的貨”，而是“拆成了出米率、倉儲費、轉賣價”的數字拚圖——當所有拚圖嚴絲合縫地拚在一起，展現在眼前的，不是模糊的“生意願景”，而是清晰可見的“可行之路”。這世上從來沒有“天生能成”的生意，隻有“算清楚、計劃透、落地實”的人，才能讓每一粒“可行性”的種子，在周密的土壤裡，長出茁壯的苗，結出飽滿的果。
銅油燈芯“噗”地跳了一下，映得《米商要覽》扉頁的“三不盲”朱字愈發鮮紅——那是古人用無數次失敗寫成的警世句，卻在千年後的暮色裡，照亮了陳掌櫃鋪開的新計劃賬本：每一筆數字，都帶著露水的重量；每一條預案，都藏著泥土的溫度——原來最好的生意經，從來不是靠運氣“賭贏”，而是靠“算儘人間煙火事”，讓生意，真正紮根在“可觸、可算、可行”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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