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六年的初秋，蘇州城的雨總帶著股化不開的潮氣。蘇半城站在賬房的窗前，看著簷角的水流串成珠線，打濕了青石板路上的車轍。案頭的算盤三天沒動過了，倒是那封來自上海的信，被他摩挲得邊角發卷。
“東家，該喝藥了。”老仆福伯端著青瓷碗進來，碗沿飄著苦艾的氣息。蘇半城接過碗，目光卻沒離開窗欞——街對麵的“裕昌茶莊”換了新招牌，朱漆描金，透著股生人勿近的張揚。那曾是周明遠的產業，如今歸了姓黃的晉商。
“福伯，”他呷了口藥，喉間發澀，“二十年前，周明遠坐船去上海那天，也是這樣的雨吧？”
福伯愣了愣，彎腰收拾著案上的賬本：“可不是嘛。那天您追去碼頭，鞋都跑掉了一隻，周先生在船舷上喊，說等他在上海站穩了，就接您去看洋人的火輪船。”
蘇半城的指節在窗台上敲出輕響。二十年前的碼頭，水汽混著煤煙，周明遠穿著月白長衫，手裡攥著張泛黃的船票，船票邊角印著艘搖櫓的木船——那是他們倆湊了三個月的月錢，從票販子手裡搶來的“頭等艙”憑證。
“半城，這票你收著。”當時周明遠把船票塞進他懷裡，掌心的汗洇透了紙角，“等我在上海打開門路，就用這票接你。記住，票根上的碼頭，是咱倆定的暗號。”
他後來把船票夾在《商路要訣》的夾層裡，那本書被他翻得紙頁發脆，唯獨船票所在的那一頁，平整得像剛裁好的宣紙。
三日前，上海來的腳夫送來了個桐木匣子。打開時，一股海腥氣混著樟木的味道湧出來——裡麵是隻褪色的牛皮袋，袋口係著根紅繩，繩結是周明遠獨有的“萬字結”。袋裡沒有銀圓，沒有書信，隻有張對折的船票。
票麵上的火輪船冒著黑煙，印著“太古洋行”四個黑字，日期是三日後的巳時，碼頭在上海十六鋪。票根處用朱砂點了個小三角，那是二十年前他們約定的記號：急事相商。
“東家，周先生……”福伯欲言又止。去年冬天，從上海傳來消息，說周明遠在洋商的生意裡栽了跟頭，欠了巨額銀兩，被巡捕房拘了半月，出來後就沒了音訊。有人說他跳了黃浦江，有人說他跟著南洋的船跑了。
蘇半城把藥碗放在案上，碗底與紅木桌麵碰撞，發出悶響。他走到書櫃前，抽出那本《商路要訣》，指尖劃過書脊的裂紋——那是周明遠當年用毛筆杆敲出來的，說“做生意要知深淺，就像這書脊，得經得住敲打”。
翻開夾層，那張二十年前的舊船票躺在裡麵，邊角已經發褐，卻依舊能看清上麵的木船圖案。他把新船票覆在上麵，兩張票的票根恰好重合，朱砂三角像是從舊票上洇過去的。
“備車，去上海。”他合上書本，聲音裡帶著股不容置疑的堅決。
福伯急了：“東家，您忘了去年黃老板的事？他去上海會舊友，結果被人綁了票，花了三千兩才贖回來。周先生如今……”
“他不會害我。”蘇半城打斷他，指尖捏著新船票，紙麵粗糙，像是周明遠手掌的紋路。二十年前，他們在蘇州城的綢緞莊當學徒，周明遠總說“做生意不能隻盯著眼前的三尺櫃台”。那年冬天，周明遠偷了賬房的銀圓去賭，輸光了所有積蓄，是蘇半城把自己攢了半年的工錢塞給他，讓他去上海闖蕩。
“半城，這錢我一定還。”周明遠當時紅著眼，把母親留給他的銀鎖塞過來當抵押。蘇半城沒接，隻把那本《商路要訣》遞給他：“帶著這個，比什麼都強。”
如今那銀鎖應該還在周明遠身上吧？蘇半城想。
次日清晨，烏篷船搖出蘇州城時，霧氣還沒散。蘇半城坐在船頭，懷裡揣著兩張船票。福伯在他身邊數著銀圓，嘴裡念叨著：“帶了五百兩現銀，還有這張彙豐銀行的票子，夠應付了吧？萬一……”
“沒有萬一。”蘇半城望著遠處的水紋，晨光裡，水麵泛著碎金似的光，像極了周明遠當年說的“上海的洋燈”。
船行至昆山時，遇到了順流而下的糧船。船夫是個糙漢子，見蘇半城穿著體麵，湊過來搭話：“先生是去上海做買賣？聽說那邊不太平，洋人的巡捕見了中國人就打，還有些廣東來的騙子，專騙咱們這些內地來的商人。”
蘇半城沒接話，隻從懷裡摸出半塊桂花糕遞過去。船夫咬著糕，含糊道：“前陣子我拉過個上海來的客人，說有個姓周的老板，欠了洋行的錢，被人打斷了腿，還說要找蘇州的朋友借錢呢……”
福伯的臉瞬間白了，扯了扯蘇半城的袖子。蘇半城卻望著糧船後麵的水紋，輕聲道：“知道了。”
船到上海十六鋪時，已是第三日的巳時。碼頭比二十年前熱鬨了十倍，洋人的火輪船鳴著汽笛，煙筒裡噴出的黑煙遮了半麵天。挑夫們扛著貨箱穿梭，腳夫的號子混著洋人的英語，像一鍋煮沸的粥。
蘇半城按著懷裡的船票，在碼頭的人群裡張望。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頭，看見個穿短打的漢子，臉上有道疤，從眼角延伸到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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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蘇州來的蘇先生？”漢子的聲音沙啞，像被砂紙磨過。
蘇半城點頭：“我是。周明遠呢？”
漢子朝碼頭儘頭的倉庫努努嘴：“周先生在那邊等您，讓我帶個話，說隻許您一個人過去。”
福伯急忙攔在前麵：“我家東家……”
“讓他等著。”蘇半城撥開福伯的手，跟著漢子往倉庫走。倉庫裡彌漫著鹹魚和煤渣的味道，光線昏暗，隻有屋頂的破洞漏下幾束光，照在堆成山的麻袋上。
“周明遠？”蘇半城喊了一聲，回聲在倉庫裡蕩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