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葉向高這個人，那朱由校可真是對他的情商深有體會。自從這家夥重新回到內閣之後，在很多事情上麵居然都跟自己站在了同一戰線！特彆是在打壓東林黨的那些事兒上，比如說貶、殺左光鬥這樣的骨乾人物問題上，葉向高不僅沒有說些太過激烈的話，反而還特彆識趣地閉緊嘴巴，一聲不吭。
更誇張的是，就算朱由校采取一些比較強硬的手段去對付東林黨，葉向高也沒有跳出來表示反對，甚至都沒有拿辭官來威脅一下他，連做做樣子都省了。
對於葉向高如此順從的表現，朱由校心裡自然對其的警惕心也就更高了。實際上，來自後世的他並不反對黨派的存在，隻要大家的出發點真的是為國家的進步，那麼適當的爭一爭也是必要的，畢竟如果整個朝堂成了皇帝或者某一派的一言堂，對整個國家而言，都不是好事。
所以，他也就暫時不急著把讓葉向高組閣的這個權力給收回來。那麼問題來了，難道葉向高就這麼心甘情願地投靠了朱由校嗎？嘿嘿，這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實際上，從他被重新召回朝廷開始到現在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個月，這段時間裡他之所以表現得那麼溫順乖巧，哪怕眼看著左光鬥這些人一個個被貶官、被殺頭、抄家，都不多說一句反對的話，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想要轉移朱由校的注意力，彆老是死盯著他們東林黨不放！隻有這樣，才能給東林黨爭取到一點點喘息和休整的時機！
而且，葉向高可不隻是心裡想想而已，他還曾經好幾次趁著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悄悄地把自己的這番心思告訴給了其他那些同樣屬於東林黨的官員們。
可惜，很多時候都是雞同鴨講，他的一番苦心並沒有收到好的反饋。畢竟是人都有自己的私欲，一旦皇帝觸及到他們的底線，什麼隱忍，什麼大局，通通拋到一邊去。畢竟他們的後台並不是葉向高，而是商人集團。
首輔都站出來支持皇帝了，那麼作為馬仔的徐光啟、軍機處幾位臣子自然就跟上附議了。在上書房召開的小會上，帝黨成員明顯多於東林黨成員，加上首領的背叛，更加使得東林黨群龍無首，大家都不知道該如何行事了。
此時，另一位東林閣臣劉一燝上奏曰：“臣認為此事因在早朝上再議不遲，畢竟稅收關乎國家興亡，馬虎不得。”
朱由校也沒指望就在小會上就定下方略，不過，他也為下個早朝定下了調子，那就是廢遼餉，開征商稅。三天之後的早朝，勢必還會有一場大戰，他也可以借此機會看看到底有多少大臣是商人集團的馬仔。
二月初九早朝，朱由校坐在龍椅上接受了朝臣的參拜，朝會正式開始。
戶部尚書李長庚率先出班奏曰：“啟奏陛下，泰昌元年遼響加征已至每畝九厘，臣以為百姓負擔太重，臣懇請陛下廢除遼響，重征商稅！”
早已獲知消息的百官並無人感到驚訝，隻是大家奇怪的是，這話題怎麼是李西岩李長庚的號）提出呢？
戶部侍郎袁可立出班附議，六科給事中出來附議，孫承宗、徐光啟等閣臣同樣站出來附議。隨後林林總總出班表示附議的官員多達二十餘人。
這時，葉向高等東林黨成員終於發現不對的苗頭，皇帝原來在不聲不響之間已經擁有了不小的勢力，再任由其發展下去，那麼以後誰還能製衡皇權？
於是......
首輔葉向高穩步走出隊列，表示對該議題完全附議。與此同時，閣臣周嘉謨以及其他十位東林黨的成員也紛紛出列，明確表達了他們同樣的立場。
然而，以閣臣劉一燝為首，包括吏部右侍郎張問達、禮部尚書孫慎行、禮部左侍郎顧大章、都察院右都禦史高攀龍、左都禦史鄒元標等等在內的十幾位東林黨官員，魚貫而出，站到了朝堂中央，態度堅決地表示反對。
端坐在龍椅之上的朱由校目光緩緩掃過下方眾人，心中暗自點數著。很快他便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十幾位出班表示強烈反對的東林黨官員竟然無一例外都是來自江南地區。反觀那些毫不猶豫表示支持的東林黨成員，則全部都是出身於北方。
如此一來，結果已然不言而喻。在是否重新征收商稅這個關鍵問題上，原本團結一致的東林黨內部出現了明顯的分歧，並且這種分歧猶如一道鴻溝般清晰可見——利益受到損害的江南派係堅決表示反對，而有望從中獲益的北方派係則積極給予支持。
身為東林黨魁的葉向高此次旗幟鮮明地表示支持，其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自從他官複原職以來，一直秉持著與皇帝保持高度一致的行事風格。畢竟，隻有緊跟聖上的步伐，才能確保自己的地位穩固，並為所屬黨派謀取更多的利益。
但是他的一片苦心並沒有被大多數人理解，隱約之間，黨內已經有人暗暗指責其為了成功組閣，甘願做皇權的走狗。
這個時候，朱由校反而不急了，他說道：“既然支持與反對都有諸多大臣，那麼今日咱們就好好議議此事。”
聞此言，底下的官員們無不興奮莫名，論口才，乎怕乎啊，引經據典誰不會？哪個不是個中高手呢？
剛等他們興奮起來，朱由校接著的一番話猶如冰水澆到了他們頭上。
他接著說道：“不過，朕有言在先，大家都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辯論，誰要是子曰、子曰的，朕立馬讓其去國子監回爐重造。”
......
江南東林黨官員：您這不是捆了我們的手腳嗎？這還讓我們怎麼發揮？
就在此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太仆寺少卿何喬遠、詹事府少詹事張瑞圖兩人共同出班，遞交上了一份名曰《宋論》的奏折，在奏折上注名的有福建士紳三十餘人，其中還包括了新任浙江水師總兵李旦、福建水師總兵顏思齊兩位前海商代表。
奏章上詳細的論述了兩宋期間，海外貿易給朝廷、民間帶來的海量收益，北宋時期朝廷每年的財政收入破億貫，其中海外貿易創造的稅收占半，可謂是取洋養己的典範。
兩人的觀點是，隆慶開海如今過去將近五十餘年，朝廷市舶司僅有泉州一處，嚴重製約了海上貿易。他們懇請皇帝擴大市舶司的範圍，為國家增加財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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