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三亞那天，我乘坐一輛中巴車，順著海南島西部海岸線一路北行。城市的喧嘩、旅遊的光影漸漸在車窗之外褪去，我進入了一座更為沉靜的城——儋州。
這是一座沒有太多遊客會專程來的地方，但對我而言，它卻是一座必須朝聖的城。
因為這裡，埋藏著蘇軾最後的詩魂；因為這裡，是海南西北的文化孤島，是大海風暴掀起的邊緣之聲。
一、東坡書院：流放者的思想燈塔
我的第一站，是東坡書院。
它坐落在儋州市區西南的一塊緩坡之上，不高不遠，卻足夠靜謐。走進書院，青磚灰瓦，廊柱古木，滿目是歲月走過的痕跡。院中那株相傳為蘇軾親手所植的“蘇公榕”，枝葉如傘，根盤如龍，沉默不語，卻早已與這片土地融為一體。
我站在講堂前的石階上，讀著他晚年留下的詩句：“此心安處是吾鄉。”
那一刻，我仿佛看見那個被貶至海南的中年文人，帶著半生的鋒芒與悲憤，在這蠻荒之地一筆一墨地教人、種地、築屋、立書院。他沒有頹敗，反而在這偏遠之地發出了他一生中最平和而深刻的思想回響。
一位看守書院的儋州老人說：“東坡先生在這兒住了三年零八個月，離開那天儋州人都哭了。”
我看著書院後山，寫下：
“儋州的魂，是詩，是信仰，是被流放之後依然選擇創造的人類意誌。它不高聲疾呼，卻在潮濕空氣中持久地存活，一如榕樹根，一如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二、調樓村與漁人歌：邊緣的海風低語
離開書院，我南行數十裡，來到臨海的調樓鎮。
這是一個少有人知的漁村。岸邊停著幾十艘藍白相間的漁船，漁夫們正在修補網具。孩子們光著腳在灘塗撿貝殼，老人蹲在潮濕的石階上剖開螺肉。空氣中是魚腥與海草混合的味道，不難聞，卻直擊心底。
我被一戶漁家的歌聲吸引，循聲走去，見一位老婦坐在家門口一邊織漁網一邊哼唱。
我問她唱的是啥。
她笑：“是我們調樓調子，是祖輩留下來的。沒文字，靠耳朵記。”
她唱的調子婉轉悠長，唱的是海的變化、風的方向，還有夢裡回家的船。
我坐在礁石上，看海聽歌，忽然理解了儋州的另一麵——它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但這種文化不止於書院、碑刻和古詩，它還藏在漁歌裡、浪聲裡、晾曬的魚網上，是一種無聲的堅守。
我寫下：
“儋州的文化不是孤立在碑文裡，它與海、風、漁網、方言融在一起。它不是顯學，它是民聲，是那些不被記錄的詩，在陽光下漂白、在風中發酵、在鹹濕中傳唱。”
三、洋浦古港：舊港口與現代夢的交鋒地
我繼續西行，抵達洋浦經濟開發區。這裡是儋州最現代的地方，高樓林立，工地喧嘩，港口巨輪出入不斷，宛如另一座城市。
但在現代化的背後，藏著一座古港——洋浦千年古港。
遺址不大，一段殘牆、一口古井、幾塊石碑。但站在港口遺址前，麵向波光粼粼的海麵，我卻感到一種極其沉重的時間重量。
導覽圖上寫道：洋浦港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古時有海外商賈、航船官吏、瓊州文人在此登岸，也有無數漂泊者自此出發。
如今的洋浦，在鋼筋水泥中重啟海洋夢，成為國家級港口。但古港仍在提醒人們：新夢之下，是舊夢的基石。
我寫下：
“儋州的洋浦，是一場古今對話的實景劇。它一手握著千年前的航船，一手操控今日的巨輪。它不否定昨日，也不執拗過去，它在訴說：夢，終究是為遠行而生。”
四、北門老街：時間遺忘的轉角處
在離開前的黃昏，我走進儋州城區的北門老街。
街道不長，但極安靜。兩側是磚木結構的老屋，部分已經塌敗，木門虛掩，石階長滿青苔。
我走進一間開著的老茶館，老板是一位八十多歲的黎族老人，手裡正編著一種手串。他說自己年輕時在這條街上開書店，現在書都不賣了，隻泡茶。
“現在的人啊，走太快，不如坐坐。”他說。
我在他的小茶桌邊坐下，喝著他泡的野山茶，目光掃過那堵寫滿繁體字的舊牆，我忽然覺得：儋州不是沒有變化，而是它在極力保存著一種“慢”的節奏，像故意不讓時間走得太快。
我寫下：
“儋州，是海南島上被時間遺忘的角落。可它不是停滯，而是一種極慢的深思。它以老茶為筆，以老街為紙，在海南熱烈奔跑的節奏中，為自己寫下一段清寂如水的獨白。”
五、西北角的落筆
夜色降臨，我獨坐旅館陽台，看著儋州夜空中稀疏的燈火，耳畔依舊回響著調樓村的漁歌，腦中卻浮現蘇東坡臨彆時寫下的那句詩：
“他年誰作輿地誌，海南萬裡真吾鄉。”
我終於明白，儋州的存在意義並非為人所“看見”，而是為心靈留一處“不必解釋”的歸宿。
它是海南的西北角，是地理的邊界，但卻是思想的廣場。
我寫下本章結尾：
“儋州，是一座不爭不擾的文化孤島。它無意取悅，也無需裝飾，它靜靜地以書院、漁歌、古港、老街的方式，存續著一種接近本源的生活姿態。
是地球交響曲南海終點處，一道不喧囂、卻深沉的低音符號。”
我合上筆記本，對著遠方的大陸方向低語：
“下一站，貴港。”
我將從島嶼歸陸地，帶著熱帶之聲，重新踏上中國西南的城市奏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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