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京師長安街迎來了一支凱旋的隊伍。黃土鋪道，彩棚林立，百姓沿街跪拜，迎接平定青海叛亂的大軍統帥——川陝總督年羹堯。這位身著黃馬褂、腰懸禦賜寶刀的大將軍，此刻正處於人生巔峰：他以雷霆之勢擊潰羅卜藏丹津叛軍，將青海納入清朝直接管轄，雍正帝甚至在詔書中稱其“功蓋宇宙，恩被四海”。然而，誰也未曾料到，短短一年後，這位“西北柱石”竟會淪為階下囚，最終落得三尺白綾賜死的結局。《清史稿·年羹堯傳》載：“羹堯才氣淩厲，恃功驕縱，卒致覆滅。自古功臣之禍，未有如羹堯之甚者。”
年羹堯的崛起，與他和雍正帝的特殊淵源密不可分。他出身漢軍鑲白旗，父親年遐齡曾任湖廣巡撫，妹妹是雍正帝的側福晉後封敦肅皇貴妃），算得上是“外戚+潛邸舊人”的雙重身份。康熙年間，年羹堯憑借才乾嶄露頭角：三十歲任四川巡撫，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封疆大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隨皇十四子胤禵平定西藏，因軍功升川陝總督，手握西北兵權。
《嘯亭雜錄》記載：“年公羹堯）少負才名，博覽群書，尤精兵法。聖祖嘗謂：‘此子日後必為棟梁。’”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蒙古貴族羅卜藏丹津趁康熙帝駕崩、新君初立之機，勾結準噶爾部發動叛亂，自稱“達賴琿台吉”，率軍進攻西寧，西北震動。雍正帝力排眾議，任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總領西北軍務，賦予其“節製四省兵馬、生殺予奪”的大權。
雍正在給年羹堯的朱批中寫道：“朕與卿，君臣誼同一體，天下後世皆當知朕君臣相知之厚。”朕和你，君臣情誼如同一體，天下後世都應當知道朕與你君臣相知的深厚。）年羹堯也不負所托，抵達西寧後，以“以戰止戰”的策略，先穩住叛軍攻勢，再親率精銳突襲羅卜藏丹津大本營。雍正二年正月，年羹堯在青海郭隆寺大敗叛軍，“斬賊數萬，降者十餘萬”，羅卜藏丹津僅帶少數親信逃往準噶爾。這場戰役不僅平定了叛亂，更將青海正式納入清朝版圖，設立西寧辦事大臣管轄，意義深遠。
平定青海後，年羹堯的聲望達到頂峰。雍正帝下旨：“年羹堯功在社稷，著封一等公，一子封子爵，賞穿黃馬褂，準其世罔替。”年羹堯功勞在於國家，著令封一等公，一個兒子封子爵，賞賜穿黃馬褂，允許其世代承襲。）更罕見的是，雍正還將年羹堯的奏折在朝廷公開，稱“凡有政事，必問年羹堯之意見”，甚至讓他參與中樞決策，一時間，年羹堯“權傾朝野，炙手可熱”。
然而，巨大的功勳與恩寵，逐漸讓年羹堯迷失了方向。他開始變得驕橫跋扈，甚至僭越皇權。據《清世宗實錄》記載，年羹堯在西北時，“令總督、巡撫跪道迎送”，蒙古王公見他需行跪拜禮；進京時，沿途官員“皆出郭遠迎，膝行參謁”，連親王大臣也需向他問好。更甚者，在雍正帝麵前，年羹堯“箕坐無人臣禮”，即隨意岔開腿坐，毫無臣子的恭敬。
在用人方麵，年羹堯大肆培植親信，形成“年黨”。他推薦的官員，吏部、兵部不敢駁回，時人稱為“年選”。《清稗類鈔》載：“年公所用之人，多由私薦，雖微末小官，一經其保舉，即得要職。”他還利用職權貪腐斂財，僅在青海戰事中，便“侵吞軍餉數百萬兩”，甚至虛報戰功，冒領賞賜。
年羹堯的驕縱，逐漸觸怒了雍正。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堯進京陛見，沿途的僭越行為被密探上報，雍正帝在朱批中第一次流露出不滿：“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大凡臣子圖謀功勞容易，成就功勞困難；成就功勞容易，守住功勞困難；守住功勞容易，善終功勞困難。）這番話，已是明顯的警告。
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年羹堯在奏折中誤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雍正帝借此發難，上諭斥責：“年羹堯非粗心辦事之人，其故將‘朝乾夕惕’倒置，是其心不欲朕‘朝乾夕惕’也。”年羹堯不是粗心辦事的人，他故意將“朝乾夕惕”寫顛倒，是他心裡不希望朕“朝乾夕惕”啊。）“朝乾夕惕”意為君主勤勉，雍正帝將筆誤上升到“不敬君”的高度，實則是清算的信號。
隨後，雍正帝開始逐步削奪年羹堯的權力。他先是將年羹堯的親信甘肅巡撫胡期恒革職，接著解除年羹堯川陝總督之職，調任杭州將軍。《清史稿》記載：“上諭曰：‘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豈可仍居總督之位？’”皇上諭旨說：“年羹堯自恃自己的功勞，顯露出不敬的意思，怎麼可以仍然擔任總督的職位？”）官員們見風向不對，紛紛上奏彈劾年羹堯，列舉其“大逆不道”“欺罔君上”“貪贓枉法”等罪狀。
雍正三年十二月，議政王大臣會議彙總年羹堯罪狀，共九十二款，其中可判死刑的就有三十多款，包括“與胤禵暗通款曲”“僭用龍袍”“濫殺無辜”等。雍正帝在諭旨中痛斥：“年羹堯辜負朕恩，悖逆不道，天地所不容，國法所難宥！”年羹堯辜負朕的恩寵，悖逆不合道義，天地所不能容忍，國法所難以寬恕！）但念及“年羹堯青海之功，朕不忍加極刑”，最終於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賜年羹堯在獄中自縊，其子年富處斬，其餘家人流放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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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嘯亭雜錄》記載，年羹堯接到賜死諭旨時，“猶冀皇上念舊恩，上書乞宥”，但雍正帝不為所動。他臨死前寫下“恨事千年誰雪，怨氣一時難消”的詩句，感歎自己的悲慘結局。更有傳言稱，年羹堯被抄家時，發現其家中藏有“逆書”，其中有“皇帝分賞羹堯財物，皆為尋常之物”等語，坐實了他的“不敬”之罪。
年羹堯的覆滅，表麵看是因驕縱跋扈，實則是封建皇權下“功高震主”的必然。雍正帝繼位初期，根基未穩，需要年羹堯這樣的重臣穩定西北、打擊政敵如胤禵）；但當皇位穩固後，年羹堯的權勢便成了威脅。
從政治層麵看，年羹堯掌握西北兵權，又與“八爺黨”有淵源曾與胤禵共事），雍正帝既需利用他，又忌憚他與政敵勾結。據《清世宗實錄》，雍正帝曾私下對大臣說：“年羹堯手握重兵，若與阿其那胤禩）等勾結，必成大患。”此外，年羹堯的“年選”製度，挑戰了朝廷的用人權，與雍正帝強化中央集權的方針相悖。
從個人關係看，雍正帝性格多疑，對“朋黨”深惡痛絕。年羹堯的“年黨”勢力，無疑觸碰了他的底線。雍正三年，雍正帝在給大臣的諭旨中明確表示：“朕最惡朋黨，凡結黨營私者，必嚴懲不貸。年羹堯之黨，當一一清除。”朕最憎惡朋黨，凡是結黨營私的人，必定嚴厲懲罰不寬恕。年羹堯的黨羽，應當一一清除。）
值得注意的是，年羹堯並非唯一的犧牲品。與他並稱“雍正左膀右臂”的隆科多雍正帝的舅舅，曾助其繼位），也在雍正五年被圈禁至死，罪名同樣是“結黨營私”。這兩人的結局，共同印證了雍正帝“飛鳥儘，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統治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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